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7(第9页/共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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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②田地出卖年久，无力回赎，或一找再找，活卖便变成绝卖。也有人一开始就将田产绝卖。所谓“绝卖”，本来的意思是此地出卖之后，永归买主管业，卖主不能再索找银钱，也不能备银赎回。不少地契明确写为“绝卖契”或“杜卖契”。广东兴宁县蔡廷献、蔡廷树的母亲蔡刘氏有“口食田”五丘，于乾隆十年卖与生员刘璋如，立下绝卖田契：立卖契人蔡刘氏，今因乏食，母子商议，愿将承祖分下口食坐落土名蕉头窝田三丘，又大路边田二丘，共田种五升整，内载粮米七合二勺，要行出卖。先招后招，无人成交，自请中人，送与刘璋如承买，就日亲领到田，踏看界址分明，回家立契。三面言定，时价足色银九两整，当日银契两交明白，并无短少债贷准折等情。其田自卖之后，任从买主另批别佃，过户当差，永远管业，廷献兄弟日后永不得收赎，亦不得借端加增等情。恐口无凭，立卖契为照。立笔男蔡廷树，中人马俊荣，在场林清楚，见人蔡廷辅。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卖契人蔡廷献、蔡廷树。①田地绝卖之后，原主及其子孙本来是不能找价或回赎的，但是随着地价不断上涨等等因素，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原主索讨找价要求回赎的案子。尽管买主不愿在绝买之后另付找价，官府也多次申禁，不许加找，但卖主仍然纷纷讨要补贴银钱。一些买主也同意了这种要求，付给找价银。安徽怀宁县监生刘梅的祖父于雍正十二年买了杨廷荣家田亩，“契载杜绝”，杨家借口“原价甚轻”，屡向刘家“索找加价”，乾隆三年加银二十两，九年又加银十四两，十八年再加二十两，“都有纸笔垒据”。杨廷荣“因家里穷苦，不能过①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刘统勋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庄有恭题。

    ① “刑科题本”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阿克敦题。

    年，无处设措”，又向刘家索找价银，出了命案，官府饬令刘家照契管业，不准杨姓再行加找。②正是因为绝卖之后索找行为的普遍，因此一些州县形成了绝卖之后可以加找一次的“俗例”。安徽怀宁县江益珍家于乾隆四十七年将田种三石绝卖与黄廷弼，价钱一百三十四千文。乾隆五十一年，江益珍“因贫难度”，“照乡间俗例杜卖加找一次”。向黄廷弼加添足钱七千五百文，“写立加约”，付黄家收存。①找价、回赎习俗，对农民阶级的生活与农业的发展带来很大危害。其一，找价的数目相当大，原主很难回赎。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五万余件档案看，原主索要的找价银，或是一、二次，或是三、四次，钱数都不少。自耕农、半自耕农或兼营小本买卖及手工业的小土地占有者，他们或是由于贫穷难熬无法生活，或因“钱粮紧迫”利债逼迫，或是葬亲乏资，万不得已才走上这条绝人之路，眼含泪珠，忍痛画押，出卖祖业，卖地之后，或是佃田耕种，缴纳高额地租，或是长雇短佣，挣取微薄工钱，处境更加困难，哪能积攒足够银钱去赎回田地。这种因贫难赎之例，档案中比比皆是，现仅举一例。江苏镇洋县张庄于康熙六十年将田三十亩卖与朱瑞先，价银九十两，后三次找价，共找七十三两，相当于原价百分之八十一，正价找价共银一百六十三两。张庄卖田以后，异常穷困，于雍正十二年“因穷苦不过”，自带尖刀，来到朱瑞先家，借口“贴价银子还短些银色，要他找几两”，若不给与，“就刎死在他家里，也讨口好棺材”。②这样穷苦不堪之人，哪能拿出一百六十三两银子去赎地。

    其二，一再找价，活卖找成绝卖。原主乏银使用，将田出卖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急需钱用，无处筹措，只好向买主索讨找价银两，写立找绝文契，将田绝卖。湖南耒阳县李龙生于康熙四十二年将田禾十二担卖与王宜忠，价银三两，雍正六年其侄李子逵、李子照向王宜忠找价，王宜忠凭中将四担田禾退与李家，又给银三两九钱，找绝了八担田禾，“找契内载明永远绝卖字样”。①其三，卖地时间较久，官府禁止回赎。由于卖地区分为活卖与绝卖，活卖之田可以回赎，因此发生了许多赎地纠纷，清政府遂制定法例，划清活卖、绝卖的界限，确定找价、回赎的年限。雍正八年规定：“卖产立有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字样者，概不准贴赎。如契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回赎者，并听回赎。若卖主无力回赎，许凭中公估找贴一次，另立绝卖契纸。”乾隆十八年再定：“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②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高晋题。

    ①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二日，陈用敷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允礼题。

    ① “刑科题本”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照题。

    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永不回赎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如有混行争告者，均照不应重律治罪。”②其四，增加了地价，争吵频繁。随着找价、回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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