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作品 中国通史全文阅读简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6(第18页/共24页)
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6(第18页/共24页)
****3*6*0**小**说**阅**读**网**欢**迎**您****
请用户自行鉴定本站广告的真实性及其合法性，本站对于广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清代有关雇工的规定明万历十六年（1588）以前，律令把雇主称为“家长”，雇工称为“雇工人”。明初颁行的《大明律》中，即有关于“雇工人”的条律，禁止雇工① 参见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李文治、魏金王、经君健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黄冕堂：《再论清代农业的雇工性质》，载《清史论丛》第五辑。
辱骂家长。凡雇主殴杀“雇工人”，可以减等治罪，反之，“雇工人”殴杀雇主，要加等治罪。这种情况，至明万历年间开始发生变化。万历十六年（1588），修定《大明律》时，在《斗殴》门。《奴婢殴家长》律后的《新题例》中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家室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①清初，清廷曾以《大明律》为蓝本进行立法，名为《大清律》，但多原样照搬。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雇工增多，康熙四十六年（1707）完成修订，直至雍正五年（1740）在进一步修订的基础上才正式颁行的《大清律例》已规定雇工为自由人格，不列入贱籍，然而，量刑仍不同于“良人”。迫于新的形势，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五十一年（1786）、嘉庆六年（1801），对《大清律》中的雇工律条文，分别进行了几次修订和补充。
乾隆二十四年以前的刑律，只规定了“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工的量刑，没有规定“不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怎样论罪。因此，在雇佣关系发展以后，雇工干犯雇主的案件，逐渐形成以“有无订立文券”，作为确定雇工和雇主量刑是否平等的原则。“立有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以“雇工人”论罪，对那些“未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则往往以“凡人”论处。下面的两个实例，恰好说明清代刑律的这一历史事实。
乾隆三年（1738）四月，河南省梁玉雇在段腊梅的祖父段加信家佣工，讲定工价钱二千八百文，言明七月内先支给一半，立有文约。至期，梁玉支取工价未与，因此诸事懈怠，屡被段腊梅之父段之祥辱骂。九月二十八日段腊梅持馍喂羊，梁玉见而喝斥，段腊梅詈骂..梁玉气忿，触及段之祥往日辱骂夙嫌，顿起杀机，用枪将段腊梅殴伤致死。刑部认为梁玉“立有文约”，所以判“梁玉合依雇工人故杀家长大功亲、斩监候律，应拟斩监候，秋后处决”①。
乾隆六年三月内，河南南阳人梁天功因佃种地亩无人助力，经史汉臣说合，雇觅在南阳一带做短工度日的山东濮州人李举帮工，言明一年工价钱二千文，鞋两对，未经立约，七月初十日晚李举向梁天功索讨工价，梁天功答以收秫措办，李举需钱甚急，即与算帐辞工，梁天功不允。李举情急吵嚷，梁天功掌批其颊，李举随拔身佩小刀，扎伤梁天功心坎倒地，至十三日殒命。河南巡抚的判词是“查李举雇与梁天功帮工，并未立约，应同凡论。李举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应依绞监候”②。
① 《明神宗实录》卷194。
① “刑科题本”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西按察使永泰，奏请修改万历十六年的《新题例》，认为当时的农村中往往有长期受雇、甚至终生受雇，而没有订立文券的雇工，由于没立文券，每当雇工“干犯”雇主时，常以“凡人”论罪，以致影响了地主的特殊地位。因此，建议刑部：规定“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阅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照‘雇工人’定拟”。刑部接受了永泰奏折中的这部分建议，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修定后的律例条文。
乾隆二十四年的新条例，承认了未立文契、未议年限，而连续受雇于同一雇主不足五年的雇工，享有“凡人”的法律地位。从而使这部分“未立文券”的农业长工摆脱了“雇工人”律文的约束。乾隆三十二年（1767），刑部律例馆又建议增加了另一个条例，其全文为：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及立有文契、年限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之内，有犯寻常干犯[家长之罪]，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