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4(第4页/共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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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驳尤为淋漓尽致。朱樽等严禁派官员批驳了弛禁论者弛鸦片之禁、只要在中外贸易中坚持以货易货即可防止纹银偷漏的谬论，指出：中国当时可供兑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一宗，“茶叶不足，将复易之银”，纹银的偷漏如何能禁？严禁派官员又批驳弛禁论者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久之以土烟代替洋烟、洋烟将不禁而自绝的谬论：“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烟为美也”，事实上，当时内地种植罂粟已复不少，“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洋烟输入如故，白银之外流亦“不见减于昔日”。弛禁论者只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间贩卖吸食一概勿论的谬论，更被严禁派官员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在折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另外，“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见弛禁论者禁员弁士兵而不禁民间吸食之说，不过是“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更为可贵的是，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鸦片危害、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实质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朱樽指出：“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诛）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严禁派官员在对弛禁论痛加批驳后，请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时，“严备各省海口”①，防患于未然。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弛禁论有理有据的批驳，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而产生的犹豫和动摇，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内无人再敢公开鼓吹弛禁论，原来赞同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放弃了弛禁主张，于广东海口实力查禁鸦片。

    从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开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国严厉实行禁烟，清廷一面令广东地方大员“加意整顿，严饬各该文武员弁，于关隘紧要地方，往来巡查，严密购缉，有犯必惩，久而勿懈，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①同时要求沿海各督抚、海口各监督，在广东查拿甚紧之时，严饬所属文武员弁，“统于沿海要隘处所，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务当实力巡查”，“嗣后如该督抚等，仍视为具文，并不实力查办，必① 朱樽：《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 年1 期。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当从严惩处”②。道光帝的警告对沿海各省督抚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些省份开始行动起来。湖南地方当局在与广东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后缉获广东烟贩九起，人犯二十余名，鸦片烟三千余两。山海关副都统祥厚拿获夹带鸦片烟人犯四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严惩已被拿获的鸦片烟贩的指示下，广州地方当局将在广州开设鸦片烟馆长达五年的郭亚平处绞。

    清廷明确地重申禁令，并实力推行禁烟，使一个时期内弥漫舆论界的弛禁论销声匿迹，一些地方官员在道光帝的严令和督促下，也纷纷采取切实措施，查禁鸦片。禁烟效果立即显现出来。由于广东地方当局认真采取禁烟措施，大力搜捕私船，当地的走私船只几乎绝迹。在广东，鸦片销不出去，外国鸦片烟商人只好用船把鸦片运到沿海各地去销售。但沿海一带中国水师船只也戒备森严，一艘鸦片走私船被击沉，其余的走私船只好退回伶仃洋面。外国鸦片烟商人“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①。这种情况使外国鸦片烟商人大为懊恼。英国大鸦片烟商人查顿悲叹：由于中国官吏的密切注意，鸦片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了。另一个英国大鸦片烟商人马地臣也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指1837 年），我们的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

    中国禁烟取得的实际成效，使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派遣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决定出面干涉。义律一面寻求武力作后盾，一面要求与清廷进行交涉。英国鸦片烟商人则组织大批单桅、双桅纵帆式快船，变本加厉地在广东及沿海各地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他们甚至在走私船上公开挂上英国国旗，从珠江口到广州明目张胆地贩卖鸦片。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破坏，再加上清统治集团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疲玩失责，视朝廷禁令为具文，致使鸦片流毒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清统治集团中那些因鸦片流毒屡禁不止而深为忧虑的官员不得不继续寻求根治之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严禁之策。

    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痛陈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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