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的尚之信藩地外,其余均属靖南王耿精忠的藩地。因此,郑、耿为争夺地盘发生冲突。康熙十五年(1676)清廷派军队入闽,由于耿精忠又反水降清,与清廷联合攻郑经,郑经孤军不支,只好退守金、厦。清军因吴三桂叛乱尚未平息,无力渡海,所以仍采取招降政策。这样,清军与郑经仍成对峙局面。其后,清廷派康亲王杰书、福建总督姚启圣极力招抚郑经。尽管郑经一再拒绝招抚,但其部属兵丁却“至者如归”,仅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至十一月,投向清军的郑军部属军官就有1237 员,兵丁11639 名。康熙十八年(1679)初,郑经的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各带所部官兵来归,其中文武官员374 员,士兵12124 名。在这种情况下,郑经被迫收缩防务,主要兵力撤回台湾,而留守金、厦的官兵眼看大势已去,纷纷降清。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金门、厦门即为清军所占。
康熙十九年(1680)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大陆基本统一,台湾继续孤悬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因此,统一台湾势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郑克■,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袭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发生长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趋腐败,内部分崩离析。加之,随着全国大陆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其号召力,大陆士兵纷纷思归,郑氏集团内部人心惶惶,继续割据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
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①,主张缓征台湾。福建地方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也上奏认为“台湾断不可取”②。福建海防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也持反对态度。许多朝中大臣“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③,力主放弃武力征讨。一部分朝廷大臣还对康熙帝重用郑氏集团降将施琅不满,认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力主乘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后下决心攻取台湾,以“底定海疆”,实现其一统海① 《明清史料戊编》卷116。
② 《清圣祖实录》卷116。
③ 《清圣祖实录》卷112。
内的宏图。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他发布诏令:“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④。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不主张攻取台湾,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极力保荐施琅,认为“他是海上(指郑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习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⑤。因此,康熙帝决定再度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他下诏书宣布:“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现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①施琅降清后,康熙元年(1662)曾一度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四年(1665)五月,又曾率福建水师自福州的铜山(今东山)渡海攻台,至清水洋因遇风折回,所以,他对台湾海峡一带海上形势、地理环境、天文风候十分熟悉,这就为清军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施琅到福建后,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原郑氏降兵及福建新练水师为主的水军,这支军队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同时又配备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坚固、行驶迅捷的战船,只待选择战机,准备渡海作战。台湾海峡尽管宽只二三百里,但风险浪恶,气候变化无常,渡海作战仍有不少困难。施琅充分估计到各方面的困难,并从困难条件出发制定作战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既可作为清军可进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权,封锁郑军的通道。第二,选择西南风始发季节作为渡海进兵的战机。一改过去东北风盛行时渡海的传统打法。这样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军能抛泊海上,选择准确的进攻机会。第三,兵分三路,东西两翼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中路,与敌军主力决战。
郑军在侦得清军将以澎湖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后,即派能攻善守的大将刘国轩率精兵2 万余名,大小船舰200 余艘,并“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20余里的壁垒”①,固守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 余艘,水师2 万余人,仍自铜山出洋,第2 天上午,战船即陆续到达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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