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2(第9页/共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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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并行，转变为敌视汉民，全面镇压，滥施屠杀。他屠复州，禁逃亡，大捕“无谷之人”，大杀反金人员，丧尽民心。第二，从任用依赖汉官，转变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连其孙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这样忠心效劳于金汗的降将，也因直言进谏，他都要怀疑，一度将其革职，拘其族人，其他汉官怎不寒心，谁敢忠谏，谁愿献策？第三，内争迭起，疑案纷生，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八旗贝勒而言，四大贝勒中，大贝勒代善被废去太子之位，二大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训斥，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母金国大福晋无辜被休，四大贝勒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训斥。纠纷之多，争夺之剧，使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八旗高级官将，如督堂、总兵官扈尔汉、阿敦、乌尔古岱、巴笃礼，大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难辨是非，错上加错，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逃徙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腾贵，出现了人相食之悲惨局面。这样的背景，怎能进行长期战争，攻克兵民誓死抗敌的金城汤池。

    而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国军民的态度。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在辖区内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好放心地对外用兵。残酷的民族屠杀政策无疑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因此，一听金兵来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迁，不愿留下受死。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通判金启倧、袁崇焕的家人罗立，都因燃炮猛轰金军而以身殉国。五十健丁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兵战车。像武举人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死节。①在军事上，努尔哈赤也有不少错误。他屡败明军，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惰，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②。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攻宁远时，沿袭故技，战术陈旧，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毬，而袁崇焕却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克敌之弱，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弓矢①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载李肯翊：《燃藜室记述》。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7、32、51、54、61、66；《明熹宗实录》卷70。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1。

    刀戈，以坚壁清野来制服掠粮养军的清兵，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杀。双方军事统帅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努尔哈赤被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袁崇焕又遣使备礼物致谢努尔哈赤说：“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愤恚，“大怀忿恨而回”③。

    战阵劳累，受挫生气，忧愁难眠，积恨成疾，兼之宁远之战受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③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转引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

    第二章清的确立第一节宽温仁圣皇帝转危为安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①。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①。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②。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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