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30(第8页/共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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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面夹击，大败官军，俘斩将官八十人，兵士万余。这一仗把孙传庭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至登封，收拾残兵缩回关中，义军获得全胜。闰十一月中旬，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城外五里地方。官军以保定兵屯于城西，四川兵驻于城东，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义军拔除了外围据点，兵临城下。立即发起总攻，一举攻下汝宁城，击毙总兵虎大威，活捉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河阳王朱由材等人。义军从此打开了南下的大门，扫清了① 《怀陵流寇始终录》。

    ② 《豫变纪略》卷五。

    ① 《豫变纪略》卷六。

    前进的道路。

    同年十二月，李自成在河南大获全胜后，随即挥军南下，进抵樊城，左良玉部一战即溃，拔营南逃。襄樊地区是左良玉的驻守地，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被义军打败，逃回襄阳后即大肆招兵买马，拥兵二十万。朝廷只发给他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兵士全靠四出抢掠。当地人民对其恨之入骨，听说李自成义军到来，百姓即杀牛羊，备酒浆，热烈欢迎，并主动为义军做向导，带义军绕过官军埋设的地雷暗弩区。十万大军于初三日进至白马滩，在火器的掩护下，抢渡汉江，进抵襄阳城下，守军仓皇弃城逃走。义军连克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地，尔后挥师向南，攻占夷陵（宜昌）和荆门（江陵），直抵荆州。在荆州，李自成下令处死了湘阴王朱俨■。这年底，义军进至承天府（今湖北钟祥），攻下明世宗父陵（显陵），焚毁其享殿，杀巡抚宋一鹤。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军非溃即降。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义军占领了南至澧州、常德，东到麻城、黄州，西达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建立了农民政权，将襄阳改名襄京，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其权位仅次于李自成。在大元帅之下设立军事和行政机构，并任命了各级官员。改变了过去“陷城克邑多不守”的局面。

    三月，李自成被推举为“新顺王”。设官建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构。中央又分文职和武职，文职设有太师、上相国、左辅、右弼等官，建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委任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地方设有府、州、县三级。府设尹，州为牧，县设令。在河南、湖广等地的六个府、十八个州、六十七个县，委任了地方官吏。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城镇，设立防御使一职；在形势冲要之地，设立卫，派兵驻守。

    在军事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兵员的增多，农民军设立标、前、后、左、右五营。其中标营领兵百队，其他四营各领三十队。步兵每队百人，骑兵每队五十人。中央最高的武职是领兵将官权将军，由田见秀、刘宗敏二将担任。各营的首领称制将军，分别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充任。①此外，还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九个品级。

    作战的主力称为“精兵”，各有一定的人员负责“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①等后勤。随军家属编为老营，小年编为孩儿军进行军事训练。军中有严明的纪律，队伍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骑兵不准践踏百姓的禾苗。规定营兵不得多带辎重，不许私藏金银财物。在行军中，以旗■为前，军卒在后，秩序井然。部队在行进和驻扎时，必有探马和哨兵，在百里内往来巡逻和侦察，并在数十里外点放烟火，以迷惑敌人。扎营之后，稍事休整，就进行骑射训练。李自成制定的作战方法，有“三堵墙”、“打倒翻”等战术②。队伍临阵时，三万骑兵列为三道防线，后面是三万步兵，前后配合，轮番而战，称为“三堵墙”。三万步兵伏后，骑兵诱敌退走，步兵夹击，共歼敌人，叫做“打倒翻”。两种战术交相使用，是一种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规定全部上交，用来装备军队和共同支用。有关义军的军机大事，李自成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听取下属的各种意见，① 《明史》本传载，制将军有贺锦。

    ① 见《平寇志》卷六。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后鉴录·李自成》。

    然后择善而从之。

    在义军内部，李自成和他的部属保持着朴素的平等关系，史称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③。在义军控制的地区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没收南阳、襄阳一带地主的“庄田”，进行耕种。同时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④；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⑤。由于流动作战，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执行，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却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盘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彻底推翻明皇朝的统治，义军在襄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北攻京城的路线。左辅牛金星主张攻占河北，直取京师（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占领金陵（南京），断其粮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策先取关中，他认为，“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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