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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29(第2页/共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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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又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这样,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清除阉党使崇祯帝颇费心计。监生胡焕猷疏请查究那些为魏忠贤建祠的总督、巡抚,但阉党御史杨维垣迅即上疏参驳,并且请将胡下法司究问,目的是想杀一儆百、钳制群言。崇祯帝谕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①,使阉党大失所望,气焰顿挫。此时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为东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杨维垣则上疏,攻击倪元璐居心叵测,为害政纲。对此,崇祯帝倾向于倪元璐,但他害怕党争再起,因此更强调“化异为同”。然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孰是孰非已是当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当倪元璐再次上疏时,崇祯帝加快了清除阉党的步伐。随着朝野要求毁掉《三朝要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请废“魏氏之私书”。大学士来宗道票旨:“所请关系甚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帝批道:“《要典》着即行焚毁。”②五月,《要典》在熊熊烈① 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②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火中化为灰烬。不久,又将杨维垣、徐大化革职,令速回原籍,不许在京逗留。崇祯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首,分为六等,或杀,或戍,或禁锢终身,共二百六十余人。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崇祯帝此举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动。每当经筵开讲之时,他总是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更是刻意访求治国良策。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①。

    除此之外,崇祯帝深切关注边政。为此,他起用天启年间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细问平定辽东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②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应允。并钦赐尚方剑,以专事权。同时还告诫他,朝廷方面“卿勿疑虑,朕自有主持”③。确实,对于袁崇焕的倚重与信任超过对当时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焕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思想,履任不久即开始布防,整顿兵备,成绩显著。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在双岛(今属大连市)诱斩总兵毛文龙。乍闻此讯,崇祯帝不觉惊骇万分,因为毛文龙毕竟对后金有很大威慑作用,但崇祯帝最后还是嘉奖了袁崇焕此次行动。

    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①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①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②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① 蒋平介:《东林始末》。

    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第二节重宦官、轻文臣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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