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的小说作图,所绘《水浒人物》,出人意表,梁山豪杰,奇形怪状而神态毕具,“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①,陈继儒、赵宦光、邵弥等画家见后,无不为之骇目惊心。钱江两岸,秀色可餐,他载酒泛舟,陶醉在绿水青山中,性格也渐渐变得豁达、开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可常傲物,我亦爱傲人。三旬不成事,诗酒江南春。”②乐观、潇洒,颇为旷达。他还和曾鲸、祁彪佳等人诗酒高会,切磋画艺,创作日丰,有《娇红记人物图》、《古木秋天图》、《凤尾墨竹图》、《松石罗汉图》、《来鲁道夫人行乐图》、《宣文君授经图》等著名的作品问世。
崇祯十三年(1640),陈洪绶再次赴北京参加国子监考试。他喜结交,善绘事,好声伎,性放诞,和方以智、王崇简等复社名士文酒往还,畅怀娱乐,后来又以国子监生召为舍人,临历代帝王像,因得纵观内府书画,技艺猛进。他不像“吴门派”末流那样抱残守缺,而是学“松江派”,博取广采,倾心揣摩古人技法,融会诸长,自成一家;所绘山水亭榭,布墨有法,苍老润洁,颇具士气;人物深得古意,奇思巧构,变幻合宜,怪伟磊落,形神毕具;设色学吴道子,与世俗所尚浓艳之趣,大相径庭。陈洪绶的绘画与顺天(今北京市)崔子忠齐名,执画坛牛耳,时人有“南陈北崔”的美誉。不久,他被任命为内廷供奉。但陈洪绶目睹朝中权臣柄政,人事蜩螗,因而无意逗留北京,托辞不赴。在为周亮工绘的《彭泽令像》中,他流露出归隐之意。崇祯十六年(1643),陈洪绶终于离京回乡,尔后僦居绍兴城中徐渭故居“青藤书屋”。此处“不闻铁骑夕阳嘶”①,可以安心创作,为此他非常欣慰。然而政局的动荡已到了使人无法宁静的地步,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皇帝自尽煤山的消息传到江南,陈洪绶深感震惊,为明室的倾覆而无比悲痛,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一失常态,人以“狂士”相称,弘光政权成立后,友人劝他去应科举,以效忠明室,但他以“腐儒不可报君仇,药草簪中醉暮秋。此已生而不若死,尚思帝里看花落”的诗句②,谢却友人的好意,表示不思进取。次年,弘光政权灭亡。清军南进,占据杭州,浙东骚然。陈洪绶的师友刘宗周、祝渊、王毓蓍、祁彪佳,痛江山不保,恨奸臣误事,或绝食,或投水,纷纷含愤自尽。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件,给他很深的刺激,当鲁王监国绍兴时,他便投奔南明① 张岱:《陶庵梦忆·水浒牌》,上海书店1982 年影印本,第51 页。
②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久留》。
①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扫除青藤书屋有感》。
②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友人劝予南京科举,时甲申九月》。
政权。可是官军却借抗清之名,行虐民之实,残酷的现实,仿佛似一帖清醒剂,使陈洪绶对南明政权失去了信心。监国鲁王任命他为翰林,隆武遥授他为御史,均被心灰意冷的陈洪绶拒绝。满腔悲愤和磊落之慨,唯有从诗画中得到宣泄,他挥毫泼墨,绘《葛洪移家图》、《雷峰西照小景》、《钟馗像》等,笔墨之间处处表现出忧国伤时之感。马士英慕名卑礼求识一面,陈洪绶对这个祸国殃民的权贵非常厌恶,闭门坚拒。倘若有老兵出酒索诗画,他反而会欣然应允。
顺治三年(1646),浙东抗清武装节节失利,陈洪绶避乱绍兴郊外鹫峰,一度被清兵俘获,因拒绝作画而险遭杀害。六月,他潜至城南云门山,迫于生计,改号披缁,开始过着借僧活命的生活。数年来动荡的环境,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在《官军行》、《搜牢行》的长诗中,他抒发了对饱受战乱的家乡百姓的深切同情。
鉴于山寺卖画的不便,顺治四年(1647),陈洪绶回到城内青藤书屋。
是时清兵磨刀霍霍,大肆镇压四乡百姓的反抗,城中人人自危。白天他不敢外出,伏处书屋写《思荡坞》、《鸡鸣》等诗,寄托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他认为虽则“乱世无德人,无可邀天福”,但“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深感自悔,觉得“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①,每当想到自己的“不忠不孝”,未免“面赤耳热”②,惶惧不安。
激于明亡,愧于贪生,陈洪绶内心充满着痛苦与矛盾,因而愈加恣情山水,纵酒浇愁。顺治六年(1649),他移居杭州吴山,旧地重游,见到苏堤垂柳皆被剪伐,顿时感到无限的伤感,作《西湖垂柳图》,表现昔日湖畔杨柳依依、绿叶婆娑的湖光美景,借以一泄离乱之恨。他自称感慨多在山水间,愿与云影、山声、水光、花色共生共灭,青壮年时期的功名之欲,在人生的磨难之中,已化为死灰。陈洪绶此时不轻易创作,只是迫于生计才染笔涂抹,但笔力练达、老成,所绘《斗草仕女图》、《折梅仕女图》,笔墨倩冶,工而入逸,仕女穿宽袖唐装,与清人满服异趣;仕女有的含愁欲诉,有的凝神多思,风神衣袂,飘飘若仙。山水如《秋林晚泊图》、《溪山清夏图》,墨色简淡,意境深邃,枯树残柳,写出自己对山河破碎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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