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②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①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② 郑晓:《今言》,第135 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①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②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专制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①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②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③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① 郑晓:《今言》,第135 页。
② 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 《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③ 《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④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发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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