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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19(第2页/共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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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② 《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③ 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③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②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首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③。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①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③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①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②,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①,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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