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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18(第12页/共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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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超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发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鲁,深知这一带民间宗教的传播影响,也学了一些教中的诀语,自以为掌握了破教的办法。永乐十一年(1413)他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看到当地习教民风未息,加上连年灾荒,民情汹汹,恐限制过严反而激起变乱,只得采取了抚绥的办法。永乐十四年(1416)的大规模赈济,很可能便出于这种抚绥政策。

    但是,抚绥赈济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饥民的一时生计,却无法改变山东的赋役负担。所以没有多久,唐赛儿部下的董彦杲、刘峻(一作俊)、宾鸿等率众二干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栅(一作棚)寨,以红白旗为号,声势日盛。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对此,山东布政司储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镇压与抚绥并行的办法。永乐十七年(1419)由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结果被义军击溃,高凤被杀。其后又遣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但结果也被义军拒绝,前往招抚的官军也被杀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员隐瞒未报,他们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抚绥,但是实际上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最令他们感到担心的还不止是这二千余人的起义队伍,而是山东各地的数万名明教教众,乃至更多的寻求生计的饥民。

    关于唐赛儿起义的情况是由直隶沂州卫上报的,时间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初十日。这时候唐赛儿的教众起事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尽管奏疏中说到起义教众仅二千人,但是朝廷仍然不敢大意,山东毕竟是漕运的要道,是供给京师的基础。朱棣一方面接受了高凤失败的教训,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山东卫所的不信任,他决定派出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

    三月十三日,柳升率领的官军到达益都,包围了义军的山寨。面对强敌,义军采取了诈降之计,声称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待到官军放松警惕,义军乘夜偷袭官军军营,杀都指挥刘忠,突围而去。

    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已经率领义军攻克莒州、即墨,并且包围了安丘。据有些史书中的记述,当时攻打安丘的义军多达万人,成为这场起义的高潮。但是围攻安丘的义军却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备倭都指挥使卫青所率官军的突然袭击。安丘战败,使唐赛儿的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无力再与力量强大的官军作战。不久,另一支义军在诸城与官军作战中再次失利,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第三节唐赛儿失踪之谜这场由民间宗教传播多年而组织的起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镇压下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在义军占据山寨以至其后与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过唐赛儿出现,但她却被认定为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这很可能因为她始终只是保持着民间宗教领袖的身份,而董彦杲等人的聚众山寨,则只是当时明教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教众的行为,而并非全体教众在唐赛儿领导下的行为,所以只有两千人参加了占据山寨的起事。待到义军攻打安丘时,这场起义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高潮,参加起事的人数也骤然增多。但是占据山寨也好,攻打安丘也好,唐赛儿作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很可能并未直接参加,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起义的整个行动显得缺乏统一领导指挥,更缺乏民间宗教背景下起义的严密组织特点。但是这场起义的秘密宗教的特色,在起义失败后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起义被镇压的同月,朝廷下达了追捕唐赛儿的诏令: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三,永乐十八年三月戊戌)

    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朱棣将追捕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上惩妖妇唐赛儿通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五,永乐十八年五月丁丑)

    因这两道命令而遭逮捕的妇女不下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是唐赛儿却始终未能捕获。而关于唐赛儿的传闻却愈发神奇了起来。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祝允明:《野记》卷二)

    ..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语解者曰:“今死矣!

    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存砚楼二集》卷二四《秦五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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