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中余懋孳的上疏中更将天主教与当时被严禁的白莲教等列为一处: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①其后虽然有禁教之令,而“命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
“丰肃寻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②。到天启元年,沈 被罢后,教禁也就停止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南京教案”是一次“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的典型东、西方文化之争。当时一些传教士传说沈 收受了南京佛教徒一万两银子的贿赂,因此发起这场教案。这虽然只是传说,但是佛教僧人参与排斥天主教的活动,在当时确实是相当明显的。③与南京相比,当时新兴起的城市上海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万历三十六年(1608)郭居静应徐光启之邀到上海传教时,两个月间受洗人数便达五十人,三十八年又有一百五十人受洗,到崇祯间,上海教徒已达一千多人。这也反应了晚明南北两京在文化政治上的保守,与江南城市的思想活跃。其实从明中后期王阳明等人讲学开始,江南地区思想活跃的情况就已经比较明显了,这也是晚明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① 《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② 《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③ 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七章《明末清初基督教再次传入与传播》,第8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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