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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15(第12页/共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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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充繁之后。教立于教者,真伪难分,守之,可也。不守之,亦可也。惟吾教传自人祖阿丹圣人,在诸教未立之先。阿丹初生,凡一切行止语默,皆真主之所命也。阿丹以真主之所命,教其子孙。历代相传,以至于今。是吾人之教,依然人祖之教,依然真主之所命也。惟教本主命,故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也。

    志云:国王穆罕默德,设其经三十本,凡六千六百余段。又云:授受天经三十部册。诚三十本也。但其经非穆罕默德之所自设,亦非受之于前圣者也。盖穆罕默德为真主所笃降,较诸往圣为独隆。主之爱之者重,故所示之者深。是经殆真主所示穆罕默德之言,而穆罕默德集之为经,以播之众人者也。册仅三十而不繁,自包总乎前圣亿万之经。其篇六千而有奇,皆详阐乎幽明化育之微。一捧读之,不独此生伦常之理,有以知其备悉,即吾人未生以前,既去以后之境,灿若日星。不独斯世万有之机,有以洞其渊源,即世界未立以前,既尽以后之事,了如指掌。经言固若斯之详且晰也。缘其故,皆主之厚至圣以示之,而因以及乎吾者也。读其经又安得不因至圣之教我众人,而益专事其主也哉!而其事主之事,则在五时朝拜,岁斋一月,以及朝天房,敦彝纪,广施济,无一事不遵主而行,无一念不专之于主。而后为事主之至。而究此数事之由来,又莫非主之谆谆诏示于经,以命其行者也。至其斋拜等事之精义,则非可一言尽矣。

    此皆余因志所言及,而特为申明之者也。至其道之所以为道,则语焉而不精,说焉而不详。即余日服习其中,亦不能以言言之也。又何怪乎作志者之不能出一言以道之乎哉!虽然,道不可言,而教则可言。教贵得其原;事主而无所歧则得其原而不至入于迷。教贵得其全;事主以尽其伦,则出乎尘而更不流于虚。然要之,事主与尽伦,二者合之而无容合,亦分之而无可分也。心乎主而事君,自不敢不忠。心乎主而事亲,自不敢不孝。以至视听言动之间,自不至无所持循,而或入于非礼也。服其教者,惟心乎其主而已。心乎主,而教自得其真矣。故清真一教,真于事主而不歧也,尤真于事主而无像。真于世守之不敢易也,尤真于传自人祖而得其原。真于主示之经可据也。尤真于事主以及尽伦之得其全。凡此,皆教之可言者也。至其道之所以为道,仍未可以易言也。

    这篇跋文写于崇祯九年(1636),距明亡尚有八年。

    张忻和詹应鹏的“序”、“跋”,从哲学角度认识伊斯兰教,用儒家理论解释伊斯兰教,以中国太极学说会通伊斯兰教真主本体论,把程朱理学与伊斯兰教义相协合,成为汉克塔布(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哲学基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开端。

    汉文译述能自成体系的,是王岱舆。王岱舆别署“真回老人”,大概生于万历年间(1573—1619),金陵(今南京)人。他的著作有三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是明末清初完成的。以后重刻《正教真诠》,作序的人说:“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故开卷了然。瀹我心源,发人聋聩。阅其条款,而黄童白叟知所钦遵;览厥遗规,即黑汉村愚亦思所恪守。”即是说老人小孩、黎民百姓都能看懂,适应了通用汉语文的回民大众的需要,因此汉文译著到清代大发展起来。和王岱舆同时或稍晚的,有张中、伍遵契。前者有《归真总义》,后者有《归真要道》,都是早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述。不谈新疆,看不到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全貌。伊斯兰教自十世纪传入新疆,元代东渐,到十四世纪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时(1346—1363),取得进一步发展。在他强制下,有十六万人成了穆斯林。他的后裔也都是伊斯兰教的热心推行者。他的幼子黑的儿火者即位后(1383—1399),征服吐鲁番和哈剌火州,强迫那里的居民改信伊斯兰教,放弃佛教。黑的儿火者的后继者马哈麻也是虔信的穆斯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惩罚不归信和不遵从教规的人。在他统治时期,新疆地区察合台蒙古人都信仰了伊斯兰教,和已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融合,壮大了新疆穆斯林队伍。十五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密,并拥有众多信徒,出使哈密的马文升在《兴复哈密记》中说,哈密“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到十六世纪,伊斯兰教在哈密取得完全支配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亦在新疆占优势地位。①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喀什艾提卡尔大寺亦于明代建成。

    伊斯兰教在明代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发展。

    明代,一赐乐业教传入中国,亦称清真教,一赐乐业是以色列的旧译,即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不相干,是论史者所应注意的。

    ① 《新疆简史》第一册第七章,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五节天主教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的来华,是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华,在影响上远远超过了前两次,这一次的基督教传华,更加突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明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西方背景,是基督教内部的新旧教派之争与地理大发现后的海上扩张高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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