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13(第11页/共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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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陋而实的山西商人，到明清之际也成为了地方与家庭教育的推动者。

    除教育之外，晋商对于文物古董收藏鉴赏方面的发展，徽商对于书版刻印及传奇戏曲的支持，也都在当时开的风气之先，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明代后期，在南京等大都市中，商人对于文化活动的支持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一些影响较大的大规模戏剧演出，也多出于商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商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商业的发展与风格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商业风气。在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上的诚信、节俭、好义、乐施等崇尚，都与当时商业文化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关系。商人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明代社会的繁荣，商业经营直接关系到了社会② 《太函集》卷六五《虞部吴使君榷政碑》。

    ①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55 条。

    ② 万历《休宁县志·风俗》。

    商品生产的发展，江南地区新兴工商城镇的出现，便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成果。商人与商业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冲击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旧的等级界限。这都或多或少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点近代化的萌动。但是明代的商人本身却又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的对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表现在官商结合上，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则又往往是用来购置田产宅园。明代的大商人往往也同时又是大地主。而且明代的商帮自身也带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如封建宗族势力在商帮中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都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独立于封建政体之外的群体。

    第八章商业第一节明代商业的特点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仅以钞关为例，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钞关收入二千七百十九余万贯，折合白银约八万两，在当年太仓收入中约占百分之三左右；至万历六年（1578），钞关收入增至三十二万五千两，为当年太仓库收入的百分之八；万历二十五年（1597）达四十万七千五百两，约占太仓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①。可见明朝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与日俱增。万历中期以后，明廷大兴土木，皇室奢靡无度，使国用陡增，财政日蹙。不久，辽东战事又起，军饷无出，朝廷于是决定以加派重敛百姓。商税又成为加派的对象。据《天府广记》载，天启五年（1625），全国八个钞关岁入正余银②高达四百八十万余两③，为万历中期钞关岁入正银的十二倍。足见商税已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国家的长期和平稳定，以及全国道路交通的改善和畅通，为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明代建有一套较为完整、系统、严格的商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沿袭过去历代，尤其是宋元两朝烦杂众多商业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有继承有创造地逐步形成的。综观其形成过程，有前简后繁、前虚后实、前弛后严，由零散到比较系统，从较大随意性到逐渐有序的特点。《明史·食货志》在言及关税时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烦杂，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大致反映了整个明朝商制形成发展的过程。

    明朝的商业制度主要由朝廷制定颁立，同时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行业守则、条规，也属于制度范畴内。明中叶以后，随着明朝政权危机的日趋严重，统治者利用订立制度的权力，加剧了对商业的重征暴敛和对商人的控制及超经济强制，严重压抑乃至摧残了蓬勃繁荣的商业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形势下，一些商制在保障商务活动的有序进行、保证商品的公平交易以及促进贸易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开展等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明代的商业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① 参见何本方《明代榷关浅析》，刊于《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② 指向国家交纳的正额（包括加派）和羡余两部分。

    ③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

    第二节市场管理制度明初，由于遭连年战乱之累，社会生产力低下，朝廷又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当时商品交易十分有限，市场普遍弱小。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宣德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大量富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刺激了市场的迅速发展。明中叶以后，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各地市场繁荣，并日臻成熟。其表现为不仅市场规模大、交易品种多，而且其结构也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方向发展。明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强化国家对市场贸易的控制与管理。与此同时，市场本身也在实践中约定俗成了贸易参与者务必遵守的一些条规、守则，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备的市场管理制度。

    市场管理机构明代城市的市场由兵马司兼管。洪武元年（1368），太祖令在京（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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