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作品 中国通史全文阅读简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8(第13页/共21页)
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8(第13页/共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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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弘治年，奏讨之风仍无底止。
弘治元年（1488）五月，明孝宗准茂陵神宫监太监陆恺奏讨，赐给保定府定兴县等处田地二百顷。不久，又分别赐给该县地一百七十二顷余、武清县庄田一百四十顷⑤。
弘治二年（1489）三月，赐驸马都尉黄镛顺天府东安、良乡二县田六十余顷。同时，以黄镛原受赐之永清县田二百又八顷转赐皇亲、锦衣卫指挥纪贵⑥。七月，户部尚书李敏奏曰：今畿内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处，总计占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⑦。
弘治三年（1490）四月，赐瑞安伯王源顺天府固安县庄地二百二十五顷，复赐其母肃宁县洋东淀田二百顷⑧。三年闰九月，明孝宗从刑科给事中胡金之请，下诏禁宗室及勋戚势要之家“无故奏讨”土地，以及受人投献；妄自② 《明宪宗实录》卷七○。
① 《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二。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一八。
③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九。
④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
⑤ 分别见《明孝宗实录》卷十四、五一、一○九、一一一。
⑥ 《明孝宗实录》卷二四。
⑦ 《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⑧ 《明孝宗实录》卷三七、九三。
投献者发边卫充军①。可惜也是套话，而且“无故”一词更妙，因为所有奏求者都可以找出种种借口，上疏奏请。
弘治六年（1493）九月，皇亲庆云侯周寿变换个手法，请“承买”宝坻县官地一千二百顷。孝宗竟然下旨曰：“不必承买，准令于内拨给五百顷与管业”，继之，干脆将其余七百顷“悉以赐之”②。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赐皇亲、寿宁侯张鹤龄肃宁县地一千一百二十一顷。其可常耕者，每亩征银五分③。十六年（1503）二月，赐皇亲、建昌侯张延龄涿州等处田七百五十余顷④。同年三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使邵英三河县庄田二百一十五顷多⑤。
勋戚之家，不仅大肆占夺官民田地，而且他们之间为此互相角斗，纷争不止。例如，皇亲、会昌伯孙忠原受赐永清县义河、宝坻县把门、老鸦口等处田土二千四百八十一顷。后来孙氏宠衰，把门城田一千二百顷被转赐给太监辰保。及辰保死，皇亲周寿贵幸走红，乘势奏乞，并改变四至，将孙氏之田占为己有。当周寿稍失势时，皇亲张延龄又与之争利。孝宗以二家俱为皇亲，于弘治十七年（1504）四月，再赐给周寿田地八百顷，同时将更多的田赐给张延龄。最后，周寿得二千顷，而张延龄得一万六千七百余顷①。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土地的数量总是有限的。“皇亲之家，占小民之田，罔天下之利，狼贪虎噬，漫无纪极”。当他们看到，在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等处“皆有庄田”，皇庄、勋戚、中官之田连成片，在这些地方可以随意占夺的田地已经不多，而相互竞争又日趋激烈，小民怨声惊天动地，不绝于耳的时候，为了占得更多的土地，便来个“既极于北，又转于南”，冲出北直隶，把争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南方。例如，皇亲、建昌伯张延龄奏请泰州光孝寺民粮田土，以致“道路喧传，民心惊骇”②。
明人况钟说：明初，在江南最富有的苏州府，“民无粮五百石及千石以上大户，止有小户”③。
何良俊在谈到苏、松一带官僚发家过程时说：“宪、孝两庙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④。
① 《明孝宗实录》卷四三。
② 《明孝宗实录》卷八○、一三一。
③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
④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
⑤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七。
①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
② 以上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九○。
③ 况钟：《况太守集》卷七。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
顾起元说：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求田问舍之事少”⑤。
陈鸿说：嘉靖以前，“士大夫畏清议，归来宦囊皆淡，无豪强兼并之风”⑥。
根据明人的这些论述，对照上面皇庄、诸王府庄田、勋戚与中官庄田发展历程的简单勾画，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即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刮起的那股强烈的土地兼并之风，并不是由那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首先刮起来的。而是风起京城，源在皇家。皇帝及其皇子皇孙、皇家亲戚和帝后身边的太监，才是这股邪风的真正始作俑者。“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由进士、举人之类步入官场的官僚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只是到了正德、嘉靖以后，由于风气污染，才慢慢撕下脸皮，不畏清议，“起而效尤”，“营产谋利”，“求田问舍”，投身于剧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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