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作品 中国通史全文阅读简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7(第7页/共25页)
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7(第7页/共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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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是中国人物画的大师，在人物画法上具有独特的创新，并且着力于木刻人物画，对于以后版画的发展具有极重大的作用。
晚明时代是一个求变与保守交织的时代，虽然强烈的社会变革要求造就出了一批卓具改革精神的画家，但是作为当时文化主流的则依然是因循保守的士大夫绘画，其代表人物是“松江画派”的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号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长寿和高官对于他在书画方面声望固然有所作用，然而更为直接的原因还当是他在文人画方面的成就。从绘画的技巧来看，董其昌确实堪称当时之典范。但是由于他过于追求笔墨功夫，片面强调形式，逐渐陷入了缺乏自然真趣的书斋化之中，将其后的文人画引入了误区。
董其昌在当时画坛上影响极大，他与李流芳、杨文骢、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王时敏、王鉴被后人称作“画中九友”，基本上垄断了明末的画坛。
董其昌强调绘画构图的所谓“三段法”，即远山、中川、近坡树的三层次入景。这本来是出于透视学对于景物的观察结果，但是过于的强调则导致了程式化的弊病，使山水画离开了真实的山水，变得千篇一律起来。事实上文人画的最大弊病本在于弃形求雅，它虽然可以打破画院的院派气，但却失去了造型艺术的基础。因此明代成功的画家，都必须对于两者兼收并蓄，董其昌过于强调文人画的本身也就必然不利于其后绘画的发展。董其昌本人在书画上虽然卓有成就，但是他对于其后的影响则有消极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美术中，书法和绘画往往是统一的整体，一位著名的画家，往往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然而在明代，这种情况却有时会稍有所不同，当明初以宫廷画师为主体的“院体派”作为绘画主流的时候，他们与士大夫们的书法尚好就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那时候绘画称为“院体”，书法则与文学一样，称之为“台阁体”。这种情况直到明中叶以后，文人绘画兴起后，才逐渐统一起来。但是即使是在那时候，明代绘画还是作为士大夫雅兴中的专门技术的，而书法则是他们所有人的必修科目，而且是他们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在明代，书法的发展与其说与绘画的发展同步，倒不如说它与文学的发展更为接近。
明初的书法，首推“三宋”，即宋克、宋璲和宋广。实际上“三宋”的书法，尤其是宋克的书法，代表了元末明初的那种学风，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宋克（1327—1387），字仲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史》中说他：“伟躯干，博涉书史。..性抗直，与人议论期必胜，援古切今，人莫能难也。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时有宋广，字昌裔，亦善草书，称二宋。”①“三宋”之中，宋濂之子宋璲是与方孝孺同辈的人，同样是属于那种学风的范围，他们与后来的沈度、沈粲兄弟是截然不同的。沈度以丰腴温润的书法而得到成祖的欣赏，并由此而成为“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但是“台阁体”本来是人们对当时以内阁大学士“三杨”为代表的文章风气的通称，沈度并非阁臣而以其书法为“台阁体”，原因应当在于他的书法与当时“台阁体”的文章一样，“首尾安闲”，是一种平和稳重的风格和富贵堂皇的气派，只有这样的东西，在当时才会为帝王所爱，并推成时风。书法上的“台阁体”与文学上的“台阁体”一样，在此后数十年间始终是书法的主流。
一种并不高明的书法竟能够统治书坛如此之久，这与永乐以后科举的确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科举考试中，书法是考官取士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台阁体”的流行，就迫使应试的文人们不得不随波逐流，以求中式。“台阁体”书法也就因此而能够久盛不衰了。
明朝中叶以后，这种情形开始有所变化。随着画坛上文人画的兴起，书法开始逐渐向绘画靠拢，这时候的书法流派没有再出现与文学流派相同的名称，而是出现了与画坛相同的“吴门派”书法。虽然如像李东阳及其后的沈① 《明史》卷二八五《宋克传》。
周等人，在书法上也同样采取了追寻古体的方式，藉以打破“台阁体”的禁锢，但是却不再比于东阳的茶陵派或者前后七子的复古派了。文人画本身就是诗文与绘画的统一。所以“吴门派”的书法家大部分也是“吴门派”的画家，只是在其代表人物上，或有重书重画之别。
“吴门派”书法的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与王宠。
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因生而枝指，故号枝山，又号枝指生。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主将，也是吴门书法的代表。他最擅小楷，今传的作品，如《离骚经》、《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是绝妙的精品。万历以后，董其昌和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四家，成为晚明书法的代表。但是如同画坛一样，其他三人是不能同董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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