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斋,江西抚州崇仁人。他与薛瑄同时,也是明初的朱学代表人物,号称南北两大儒。但他们治学侧重不同,各具特色。吴与弼的理学,主要是讲道德修养。他认为个人道德修养好了,就不难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①。至于修养的方法和内容,则遵循朱学的观点,强调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有一个长期持续不断的艰苦过程,要通过读书穷理等的“集义”工夫,才能“涵养德性本原”。关于道德修养,吴与弼还在程颐“敬义夹持”说的基础上,提出“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的观点。他认为,通过敬内功夫和读书穷理等的集义功夫,加以“浣洗”,即可使具有“知觉”的神妙之心“莹澈昭融”而上达天理。吴与弼还将“存天理,去人欲”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他说:“君子之心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②并在他的《日录》中,强调“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学圣贤者,舍是何以哉”,强调为学和日常行事都要时刻警惕有“非分”的欲望和意念的萌生,处处要遵循封建伦理纲常的“天理”。他认为,这就是“君子”和“学圣贤者”所要进行的道德修养。在道德修养论上,更重视“主静”的涵养功夫。他提倡“静坐”、“夜思”的冥悟。他说:“枕上思《晦庵文集》及《中庸》,皆反诸身心性情,颇有意味。”①由此得知,在吴与弼的朱学中,杂入了陆九渊的心学,正如清代人称他的理学是“兼采朱陆之长”。而他的存心以涵养本源和静思冥悟的修养方法,既是他的理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也是其门人陈献章衍化为心学的发端。
⑤ 《读书续录》卷四。
⑥ 《读书续录》卷五。
① 《康斋文集》卷十。
② 《康斋文集》卷十。
① 《明儒学案·崇仁学案》。
第二节王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及其流派明代中期,理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王阳明心学的异军突起及王学的广泛播扬和流派林立。程朱理学仍是官方统治哲学,但其影响已渐居次要地位。在王学崛起之前,陈献章的“江门之学”为其发端。
陈献章的“江门之学”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因白沙里濒临江门,故称其学为“江门之学”。他早年曾锐意科举,但屡考不中,促使他潜心于学术,曾一度受学于著名的朱学学者吴与弼门下。他与一般恪守朱学传统的明初学者不同,注重独立思考,讲求“学贵自得”。他说:“前辈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②正是这种“贵疑”的精神、注重独立思考和“学贵自得”,促使他成为阳明心学的发端人物,从而将明代学术思想由理学转向心学。其著作有《白沙子全集》。
在“道”(理)与“气”(天地)的关系上,陈献章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认为,道和天地一样都是“至大”,“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①。这种以“道”为“天地之本”的观点,与朱熹以“理”为“生物之本”的观点很相近。但陈献章却与朱熹有所不同,他不像朱熹那样把“理”(道)看作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绝对本体,而是提出了万事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的观点。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②由此,引申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本论观点,与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本论十分相似。
陈献章虽然在本体论上与陆九渊相同,均持心学观点,但还有其不同之处。在论证的方式上,陈献章毕竟受过朱学的熏陶,从承认理(道)到承认“心具理”、以至心吞噬理,在认识上是有一个逻辑发展的,不像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那样直接。在对“心”的理解上,陆九渊除了指出“心”具有知觉能力以外,还特别强调“心”的伦理本性,所谓“仁义者,人之一心也”,呈现出强烈的伦理色彩。而陈献章则主要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所谓“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御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③,具有明显的② 《白沙子全集》卷二。
① 《白沙子全集》卷十。
② 《白沙子全集》卷十。
③ 《白沙子全集》卷一。
唯我主义的倾向。
陈献章从“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观点出发,进而提出了“以自然为宗”①的为学宗旨。他所谓的“以自然为宗”,是指无任何束缚的、绝对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为了实现“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陈献章提出了“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这种方法,是他从切身经验中得出来的。据他说,他从吴与弼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但仍然“未知入处”,于是回到白沙里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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