铎一路进军迅速,潼关危急,李自成、刘宗敏等亲率大顺军赴援,与清军激战。从清顺治元年(1644)的年底到顺治二年的年初,几经交手,大顺军均处下风。与此同时,北路清军也加快了进军速度,由陕北向西安逼近。李自成被迫将主力撤守西安。不久,潼关失陷。
潼关一失,西安无法再守,李自成又一次弃都而走。李自成率军十余万人,南下河南、湖广。从战略上考虑,与东部的大顺军联成一气,求得发展,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受山海关、潼关战败和先后放弃北京、西安的影响,大顺军士气低落,产生了畏战情绪,李自成本人在接连失败的形势下,似乎也失去了驾驭全军,控制战局,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在客观上,陕西各路总兵中的原明朝将领纷纷降清,只有高一功在榆林,李过在延安,仍然坚守阵地,阿济格率师追击李自成,没有后顾之忧,来势很猛,使李自成无暇进行通盘的战略考虑。
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李自成部占领武昌,撤离陕西的大顺军,加上召集来的襄阳、荆州等地的大顺军,合计二十余万,还有相当的实力。但是阿济格抢先一步,先是在武昌围城,迫大顺军弃城而走,接着,在阳新的富池口打败大顺军。因此,李自成的东进,完全不是从容的战略转移,而是力不从心的败退。四月,大顺军老营驻扎九江附近,为清兵攻破,刘宗敏被杀,宋献策投降,牛金星逃匿。大顺政权面临崩溃,东进的道路完全被堵断,李自成不得不率余部折向西南。五月初,李自成率义子张鼐及少数大顺军兵士行至湖北通山九宫山,突然遭到地主程九伯组织的当地团练的袭击,李自成在格斗中身亡。大顺军将领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亭坚持了长期的抗清斗争。郝摇旗、刘体纯在清康熙元年(1662)战死,李来亨在巴东茅麓山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
第二节弘光政权的建立和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弘光政权的建立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在朱由检自缢、北京城易主之后,南京成为有实际内涵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成为原明朝官僚最集中的地方。在南京,很快展开一场拥立新帝的斗争。当时逃难到淮安城的有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崧。凤阳总督马士英主张拥立朱由崧,因为他是神宗皇帝的孙子,而朱常崧是神宗皇帝的侄子。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日广及原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朱常崧,理由是朱常崧比朱由崧贤明,当立贤不立亲。马士英得到江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的支持,拥兵迎朱由崧进入南京,先给他以监国的名义。1644 年五月,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户部尚书高弘图与史可法、马士英等被推入阁,史可法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仍督师凤阳。
弘光政权坚持与大顺政权为敌的立场。当大顺军和清兵双双南下,对南京都形成威胁时,弘光政权把对付大顺军作为当务之急。史可法提出,“目前最急者,无逾办寇”①。马士英则认为,坐视大顺军和清兵两虎相斗,是当今上策。但在广大士民的眼里,弘光政权是明皇朝的合法继承者,清兵与大顺军的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清政权与弘光政权的矛盾突出起来,弘光政权成为南方人民反抗清兵的一面主要旗帜。
另一方面,尽管马士英和史可法反对大顺政权的立场是一致的,具体的执政纲领却有区别。以史可法为首的官僚集团包括许多东林党人,他们主张实行比较开明的政治,减轻人民的负担,免去崇祯年间的加饷杂派。为了加强弘光政权的实力,他们还仿效朱元璋占据应天时的做法,兴修水利和开垦屯田。对待清政权,他们的立场是“复故土以光祖业”,号召四方义师勤王,共守南京。在具体措施上,史可法提出,设淮安、扬州、庐州、泗州四镇固守,设凤阳、徐州、滁州、六合四镇图攻,督师驻扬州调度。
这些措施是对崇祯时期政策的否定,反映了某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可惜的是,弘光政权很快就压制了这种精神。以马士英为代表的另一个官僚集团,对史可法等人持排斥的态度。他们把东林党人论不可立福王的书信奏告朱由崧,又指使高杰、刘泽清等向南京施加压力,指名要史可法督师。史可法无奈,在朱由崧即位的第二天,自请督师。朝政由马士英把持,因投靠魏忠贤被列为逆党的原太常少卿阮大铖得到重用。他不但要为自己洗去恶名,而且要为整个逆党翻案。明末党争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炽烈,东林党人受到打击,吕大器、高弘图、姜曰广等先后被罢免。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对清政权采取妥协议和的立场。他们派使臣北上谈① 《史忠正公集》卷一。
判,提出的议和条件是:第一,于天寿山立陵,改葬朱由检;第二,割山海关以外地区;第三,每年供给大清国钱币十万。江南士人痛恨马、阮之流,视之为南宋时的秦桧。
作为明朝宗藩制度的代表人物,朱由崧腐朽的本质很快就暴露无遗。他依靠马士英、阮大铖,把一切朝政托付给马士英。他放纵马士英和内官勾结,鬻官卖爵,公开定价:武英殿中书一千二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布政司吏员五百两,按察使司四百六十两,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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