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8(第4页/共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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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作本称提和不滥支用，二十五年，世祖召桑哥面谕：“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纸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元史·桑哥传》）尚书省遵旨咨各行省，“钞本根底，休交（教）动者”①。二十七年，桑哥又奏请将各路平准库兑换到的金银起运大都；次年，桑哥诛，尚书省罢，中书省遂奏请依原颁钞法将金银留存各路钞库做钞本，除已运大都者外，未运者不再起运。世祖准奏①。至元三十一年，各路平准钞库所贮银计有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元史·成宗本纪》），金数不详。大抵在至元钞颁行的初期六七年内，各钞库存有一定数量金银作本以为权衡，金银与钞的兑换制度基本上能够实行。至元钞的印造数得到控制，从至元二十七年起降为50 万锭，三十年再降为26 万锭，三十一年19 万锭。钞值在至元二十四年调整以后，基本上保持稳定，物价涨幅不大。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经费支出相当大，“岁入恒不偿所出”，以至元二十五年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尚书省以钩考各省财谷征敛所得补之；次年，桑哥以此法难以再用，遂奏准用提高盐、茶引价（盐每引由中统钞39贯提为一锭，茶每引由5 贯提为10 贯）及增加酒醋税额办法来解决国用支出。二十九年十月，丞相完泽奏：“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八万八千三百五锭，..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元史·世祖纪十四》）。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就隐伏着钞法再次败坏的危机。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以诸王驸马朝会，加赐金、银甚多（金一加四为五，银一加二为三），并增其江南分地户钞岁赐（每户500 文增为2贯）。六月，中书省奏：“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 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但金、银、钞赐与仍不绝。八月，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只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大都（《元史·成宗本纪一》）这就使钞库平准机能大大削弱，“金银有入而无出”，兑换制度又遭破坏②。十一月，中书省又奏：“国赋岁有常数..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其他支用又三十余万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就是说，当年税赋（按规定在六月至十一月征收）收入之钞也已被使用去三分之二以上，所余之钞很难维持到来年税赋征收之时。元贞二年（1296）二月，中书省又奏：“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而“继请者尚多”，仍需支赐，世祖时代府库所积既被花用殆尽，又入不敷出，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动用钞本（库存料钞）了。大德二年（1298）二月，成宗命中书省报告金、银、钞币岁入和赐与及其他一切支出之数，右丞相完泽奏：“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三年正月，中书省又奏：“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① 《元典章》卷二○《钞本休擅支动》。

    ① 《元典章》卷二○《存留钞本》。

    ② 刘埙：《隐居通议》卷三一。

    坏。”成宗命“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以上均见《元史·成宗本纪》），赏赐有所节制，并停罢了海外战争的准备。但财政亏空已很严重，做佛事、营建、中买珠宝等项冗费远较世祖时增多，仍不得不借助于增印纸币支用，至元钞年印造数大德三年大幅度回升至九十三万余锭，六年又增至二百万锭。实际上不能兑换的无本虚钞再度泛滥，物价踊贵。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太平策》，谓其时“钞价贱，物价贵，昔值一钱，今值一两”，涨幅达十倍①。这虽然是夸大之辞，但钞值大贬确是事实。据记载，大德末银的时价每两为中统钞20 贯②，比至元二十四年官定比价又高一倍。官府收课的银折价也定为1∶20①。民间制造伪钞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按郑介夫较夸张的说法，“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因用本少而获利大，“立法虽严，终莫能戢”，这也加重了钞法的败坏。由于“金银有入而无出”，钞库无本称提，加以钞日益轻，金银与钞的兑换实际上陷于停滞，大德八年，干脆解除了金银私下买卖的禁令，各平准行用库皆取消平准，只称行用库。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② 《元典章》卷四三《杀死二人烧埋银》记大德十年事；又Wassaf 书记银一balish（锭）当钞20 balish，所反映的正是成宗末年情况，见页43。

    ① 《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第四节至大变钞及其失败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诸王朝会，依成宗例增赐金银。武宗原在漠北守边，其皇位系通过政变而得，对诸王、勋戚、军帅更加滥行赏赐以博取拥戴。八月，中书省奏：“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九月，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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