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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8(第11页/共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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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大必阇赤的汉译官号。是知所谓“燕京路宣慰使”的辖制地域,实际是整个中原汉地。惟当时未任命燕京大断事官,恐怕由大必阇赤直接对王文统等人负责。忽必烈既没有完全恢复在此之前已存在几十年的燕京行尚书省建制,也没有依照旧例,给予受大汗委任接管汉地的大必阇赤以“行中书省”的名义,这表明他从即位之初,就试图突破大蒙古国的原有官制体系而进一步接纳汉法。这样的用心,也反映在汗庭中枢机构的组建形式中。中统初年,博尔忽曾孙、月赤察儿的胞兄木土各儿曾在开平行帐中担任“丞相”,当时的丞相正是大断事官一职的汉语译称。文献提到土别燕部线真在中统初的活动时,亦称他“线真丞相”,他很可能也是忽必烈即位时委任的大断事官。但这时的大断事官,其职权“惟专从卫宫阃诸事”,与从前相比似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另一方面,在新成立的“中书省”中出现了过去不曾用过的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右丞等汉语官号,这些直接指挥燕京大必阇赤的官员,呈现出从大断事官机构中游离出来,成为直接对大汗负责的朝中“执政”官员的趋势③。

    ① 在名义上,术赤后王仍长期称“汗”,直到札你别汗(1342 年即位)时代才改称“合汗”。这比旭烈兀后王合赞(1295 年即位)使用“合汗”称号反而晚了半个世纪。

    ①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此处引文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作“(祃祃)初与越用行六部于燕”,校以《四库全书》本,当为“初与赵相(按指赵璧)行六部于燕”。② 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王磐:《史天泽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一七。

    ③ 郝经:《便宜新政》,《陵川集》卷三二。

    这样一种从蒙古旧制到新的制度体系的过渡状态,不过维持了很短一个阶段。忽必烈随即又对行政中枢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中统元年七月,忽必烈裁撤燕京路宣慰使司,改立燕京行中书省,原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赵璧分别担任燕京行中书省丞相、行省平章政事,行省建左右司为幕府,司置郎官八员参佐机务,并分别掌管左、右两房诸掾属及所司文牍事宜,此外又置架阁库官、奏事官、客省使等各色省属掾吏。收储玉器、缎匹的万亿诸库、提举汉地交钞和榷货等事的专设机构,这时也都直接隶属行中书省。为扩充机构的需要,汉地十道宣抚使举荐的数十名通晓钱谷簿书的儒士吏员,被驿召至燕听候任用。按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构建中枢机构的意图,至此获得最初的实施。

    作为大汗中枢机构的分支,首先完成体制转换的燕京行中书省,接着成为整个国家行政中枢向中原王朝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中统二年二月,燕京行省大小官员与其直接下属汉地十道宣抚使奉诏北上。是年夏秋,他们在开平与大汗的大必阇赤一起考校中原民户虚实,议定钱谷大计;讨论和制定对稳定当时汉地政治秩序最紧要的若干施政条画;与此同时,忽必烈在对燕京行省官员进行当面考察的基础上,将在汗庭的执政班子和燕京行省的建制合并起来,加以扩大,进行比较全面的机构调整和人员充实。五月,元廷对原先极不完备的中书省大加充实、扩展,形成,由中书省右左丞相(各两名)、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组成的中书宰执会议(“都堂”)及其幕府机构左右司,直接受命于都堂的两个并列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左三部(后来分为吏、户、礼三部)、右三部(后来分为兵、刑、工三部),由它们分别承办例行政务。中书省扩建后不久,又拟定将都堂及省府掾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驾“留中”,另一部分仍行署于燕京。中、行两省至迟在中统四年以前又再度合并,并将首脑机关驻地迁到燕京。

    与前四汗时期的行尚书省、中书省不过是蒙古“国制”中大断事官行署、大必阇赤官员的汉语对译名称不同,中统以后的中书省及行中书省(详下)对草原旧制来说完全是外来的制度成分。正因为在蒙古国制中原不存在可以与它们相对应的制度成分,所以其机构及诸多官号只能以汉语音译的外来词汇形式进入当时的第一官方语言即蒙古语,如qing jungshu shing (行中书省)、chingsang(丞相)、bingjang jingshi(平章政事)、yiuching(右丞)、sooching(左丞)、samjing(参政)等。

    与燕京行中书省相并列,自中统元年起在汉地还设有另一个中枢分支机构,即秦蜀行省(又称陕西四川行省)。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蒙哥汗于1257年从忽必烈手里收回关中后建置的“陕西行尚书省”。在燕京、秦蜀两大行省的辖区里,还陆续建立过一些从事征伐、括户、宣抚新降军民、颁行条格等专门任务的更带临时性的中枢分支,也称为行省,如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北京行省、河东行省、南京河南府诸路行省、夔府路行省等等。中统后期,随着燕京行省与中书省合并,其辖境基本上转变为中书省的直隶政区,当时称为“腹里”。在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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