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成吉思汗即位与巫觋》(1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经济史上之一新资料》(1936)、《元代之东西交通》(1939)等文。青山公亮(1896 年生)早先研究元与日本、高丽三边关系,三十年代后着重蒙元统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论文为《成吉思汗时代的所谓汉官(特别是“行省”)考》(1933)、《元朝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考察》(1940,重点研究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专著《元朝尚书省考》(1951)。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还有著名学者石浜纯太郎(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蒙文札记》、《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论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学者,二战以后他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获得更大成就,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领头人物。这一代学者总体上比前辈研究的面更广,开辟了许多新的课题,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安部健夫(1903 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绩。1930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残存的《大元通制》“条格”部分,次年,安部在《东方学报》(京都)上发表《<大元通制>解说》一文,论证它是继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元朝从“蒙古至上主义”转向“中华至上主义”的演变。1932 年他又发表《<元史·刑法志>与“元律”之关系》,驳正浅见伦太郎提出的《刑法志》来源为所谓“元律”的误说。1950 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组织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对其“刑部”部分进行会读研究,参加人员先后有岩村忍(组长)、田中谦二、山崎忠、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实造、佐伯富、藤枝晃等,1959 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东方学报》特刊),并先后编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册(油印)。这项工作持续到1964 年,也就是安部去世(1959)后五年才出版了最后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册(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第二册于1972年出版)。安部发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论文还有《元代“投下”语原考》(1938)、《元代包银制研究》(1954)、《读<元典章>札记三则》(1958)和《元代知识人与科举》(1959)等篇,后人编刊了一部他的论文集《元代史研究》(1972)。他还专长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儿国史研究》(1955)中,元代畏兀儿史是重要组成部分。
岩村忍(1905 生)前期的著述有《13 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1939)、《蒙古的欧洲远征》(1941)、《蒙古史杂考》(1943)、《马可波罗研究》(1948)等几本书和《拔都卒年考》(1940)、《<元史·速不台传>之西征纪事》(1941)、《元朝奥鲁考》(1942)等论文,着重在蒙元与西方关系的研究。1950 年参加组织和领导元典章研究班,此后主要研究元代法制与经济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1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赔偿——烧埋银与私和钱》(1953)、《<元典章·刑部>之研究——刑罚手续》(1954)和《元代之肉刑》(1964)等几篇论文,后者有《五户丝与元代地方制度》(1962)、《元代纸币之膨胀》(1964)两篇力作。1968 年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专著《蒙古社会经济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之后的著名元曲专家,在这方面都有丰富著述(主要是元杂剧的研究、译释)。吉川的长篇论文《元诸帝之文学》(1—5,载《东洋史研究》1943—1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乐于学习汉文化并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事实(后来德国傅海波对此作了更完备的研究);参加《元典章》研究期间,撰有《<元典章>中的汉文吏牍文体》(1954)。田中谦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后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会读,撰有《<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译体之文章》(1962),引用大量元代蒙汉双文碑刻及其他白话( 主要是戏曲、小说) 资料, 分析与直译文213体相对应之蒙文语法意义,对理解元代此类文献极有帮助。后对此文作了修订,与上述吉川文合刊,作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册。宫崎市定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权威,研究领域极广,著述等身。其有关元史的重要论作有《宋元之经济状况》(1938,《东洋文化史大系》之一节)、《宋元时代之法制与裁判机构——<元典章>编成之时代、社会背景》(1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职为中心之蒙汉关系——恢复科举之意义再探》(1965)等篇,还撰写了几种大型中国史著作的宋元部分。田村实造的研究领域为辽金元清北族诸朝史,特别是辽史。三十年代他曾参加内蒙古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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