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2(第2页/共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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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部族和文献的著作与论文，尤其是鄂尔多斯研究更是独步天下。到美国后，他与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曾协助从事蒙古史籍的编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并为《黄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书撰写了专篇绪论。他还发表有长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1950；14，1951；15，1952）等重要文章。鲍培战前已是苏联的著名学者，在蒙古语言、文学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献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49 年赴美后，一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吸引和带领了一班美国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夸尔、克鲁格等人。他继续发表蒙古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语和八思巴字文献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先后出版了《蒙古书面语语法》（1954），《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1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1957，即1941 年所出之俄文本《方体字》的英文修订本，由其学生克鲁格编译）等著作。

    克拉德（L.Krader）主要研究蒙古游牧民社会组织、血缘关系和封建制度等问题，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法夸尔（D.M.Farguhar）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发表过《元代的官印与花押》（《华裔学志》，25，1966），《元朝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1981）等文。克鲁格（J.R.Krueger）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学与书志学》（《蒙古学会学报》，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译本（1967），他的主要成绩是在蒙古语言、文献和卫拉特蒙古研究方面。出于伯希和门下的著名中亚史专家、匈牙利人塞诺尔（D Sinor），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十余年后，于1962 年来到美国印弟安那大学，创立了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和内陆亚洲研究所，使该校成为世界著名的内亚研究中心之一。塞诺尔的蒙元史著述，有关于《卡尔平尼行记》中的蒙古词语、完者都致法王信以及蒙古与欧洲关系的研究，《论蒙古的兵法》等多篇。他编纂的《欧亚中部研究导论》（1963）文献目录对蒙元史研究也极为有用。移居美国的老一辈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的洪煨莲，他于1946 年应聘赴哈佛大学执教，是该校深受敬重的汉学权威，他并不专门研究元史，但1951 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元秘史流传考》，凭其版本目录学的深厚根柢对《秘史》与相关史料的相互关系进行缜密考察，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他的另一篇文章《钱大昕的三首元史诗》（《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也触及许多重要的元史问题。中国蒙元史专家札奇斯钦移居美国后受聘于杨伯翰大学，并继续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1988 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论集》中收入了他历年发表的《元代马政诸考》、《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国佛教与道教》等多篇重要论文。早年就移居美国的比利时神甫塞雷斯（H.Serruys）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辈学者，他有关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与蒙古的关系，以及《华夷译语》等文献的著述，对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学博士出身的舒尔曼（H.F.Schurm-ann），对元代经济史有出色的研究。他将《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货志》译为英文，加以详细注释，于1956 年出版。同年，发表了《13 世纪的蒙古贡纳制》（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发赋敛（Alban-Qubǒiri）制度在中国、波斯和斡罗思的实践及演变的高水平长篇论文。他还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和《元代的政治组织问题》（第25 届国际东方学大会论文，1963）等。但此后即未见有新著述问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牟复礼（F.W.Mote）对中国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隐士》（Wright 编《儒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陶宗仪生平诸考》（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54）等篇。其著名论文《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论》（《远东》，3 卷1 期，1961）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问题。

    陈学霖于1967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任教，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界十分活跃的学者。其主要研究领域为金元史，著述颇丰。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刘秉忠：忽必烈朝的佛—道政治家》（《通报》，53，1967）、《<汝南遗事>绪论》（《宋史研究通讯》，10，1974）等。1978 年，他参与发起召开“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学术讨论会，编辑了一部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元代思想与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长篇论文《马端临史学思想中的“通”、“变”》。他与罗意果、萧启庆合编《元代人物传》，撰写了王鹗、杨桓、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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