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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41(第5页/共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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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补注》946 卷、《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20 卷、《续仰山孚惠庙实录》5 卷,但这些史著今已不传。所存者为《读书附志》1 卷和《二本四卷考异》。

    赵希弁两次参与《郡斋读书志》的刊刻工作,对这部目录的校勘和传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整理的袁州本作为《郡斋读书志》的一个版本系统,在由宋至清的五百余年中,流传和影响范围较大,其宋刻原书保存至今,明清时期属于袁州本系统的抄本、刻本也较多。袁州本不仅广泛传播了目录学知识,而且为后人校勘衢州本、全面认识《郡斋读书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基本材料,这方面,他所撰写的《二本四卷考异》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对其校勘工作来说,他独力撰作的《读书附志》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学术价值。《读书附志》共收书469 种,除少数与晁氏书目重见外,大部分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时典籍,正可以视为晁氏书目的续编。《读书附志》运用提要记载了各种典籍的篇目、编次,以及刊刻时间、地点、刻书人名等。其学识虽不及晁公武,提要内容也较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南宋有关典籍的情况,则是大有裨益的,因而也为学界所重。

    第三节陈振孙陈振孙(?—约1261),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

    人。父祖虽非官宦,但也是读书人家。幼年好学,常从人借阅,“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①。嘉定十二年(1219),为浙江鄞县县学②,后迁绍兴教官,又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为宋代刻书、藏书兴盛之地,他在此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端平三年(1236)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嘉熙三年(1239)调任浙西提举,在当地停废醋库,抚恤邦民,有政绩③。淳祐四年(1244)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④。

    陈振孙性喜藏书,为南宋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 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① 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序》,《郡斋读书志·后志》卷首。

    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5“东汉诏令”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14“琴谱”条。

    ③ 王鏊:《姑苏志》卷42《宦绩》。

    ④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 卷。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 种,51180 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 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 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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