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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39(第5页/共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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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云: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嘉祐六年(1061),苏辙与兄轼同试制科,他在《制科策》中对于宫廷奢靡、吏治败坏等等现象,直言不讳,因而不得高第,除为商州军事推官。苏辙辞不赴任。嘉祐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三首,于是辙乃有此次韵之作。

    辞官不赴,自谓“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闭门”、“避谤”,亦皆有为而发。这是早年的作品,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又如《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这是苏辙晚年的作品,时当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① 见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第四十一章周敦颐程颢程颐第一节周敦颐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北宋在庆历之前,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①但是,学术思想已经孕育、产生突破旧格局、旧体系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有的学者已经在“通释、老之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②。有的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主张治学的人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③。有的主张,治经应当“不惑传注”。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发到成为一时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遂应运而生。

    理学经历过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是同学,石介又师事孙复。

    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论性、论情、论欲,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突出“尊王”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他说:《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执,况大夫乎。

    孙复斥佛老,宣传道统论;提出“道”等有关的概念。石介着重阐发韩愈的道统说。他排列从伏羲经文、武、周、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孔子之道。

    胡瑗(993—1059),13 岁通“五经”。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六经”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以为太学法。而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① 《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

    ② 《东都事略》卷46《晁迥传》。

    ③ 《东都事略》卷39《田锡传》。

    的推动下,其时学风发生很大变化。①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

    孙复(992—1057)长胡瑗一岁。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任过州县佐吏,后为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其代表作品为《春秋尊王发微》。石介(1005—1045),天圣九年(1031)中进士,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国子直讲,至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去世,石介曾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授徒。著作主要有《徂徕先生集》。

    庆历时期,理学兴起。在齐鲁、浙东、浙西、闽中、关中及四川各地都有一批重要的理学人物。全祖望称这种学术形势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②理学进一步发展,便形成几个主支,这就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

    关于周敦颐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历代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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