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文学成就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
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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