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0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 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①,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祐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第三十一章韩琦富弼文彦博第一节韩琦①谠议谏诤,西陲御夏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 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②。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①,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②。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 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③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①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① 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2《韩琦传》,下引不另作注。
② 韩琦:《安阳集》卷1《韩琦家传》。
① 《韩魏公集》卷14。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69。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
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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