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② 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富弼传》,下引不另作注。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
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
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
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20 万,否则10 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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