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或与己相近的文武官员们所不服,而三代元老范质及其他后周的宰相、枢密使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宋政权的稳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①,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这决不是赵匡胤对范质等旧相的完全信任,而是赵匡胤心腹文职人员的名望实在太低,无法直接提升为执政官,更不用说是宰相。因此,在升遣范质等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使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后封鲁国公。当赵匡胤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等后周宿将后,立即将心腹赵普提升为枢密副使,范质也“适时”地建议重用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
赵匡胤对仍以后周的宰相、元老范质等人执政的状况内心不满,采取措施打击范质等人的威望。有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范)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似乎是因范质等宰相上朝忙于奏请,没有时间回坐位而废宰相坐论之礼,此事始见于王曾的记载,而为宋时纂修的《国史》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纳②,其实都是为尊者讳的写法。邵博的记载似更可信:“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①范质等人知道已到非坚辞相位不可的时候了,当乾德二年(964)正月辞相对,赵匡胤非但没有挽留,而是匆忙地将留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18《范质传》;《宋史》卷249《范质传》;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
① 陈师道:《后山谈丛》卷3。
② 《宋史》卷249《范质传》,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戊子。①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
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54岁。虽然“终(范)质之世,(后周)太后、少主皆无恙”②,但范质自感有愧于后周世宗遗命辅佐少主的重托,《宋史》称范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③。
子范旻,开宝四年(971)任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兼水陆转运使时,南汉旧臣邓存忠率众反宋,范旻守城达七十余日。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地”后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治理吴越国旧土。次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范旻改任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事,负责财政事务。太平兴国五年,“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④,事与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府有某种关系,因而受到宋太宗的严惩,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司户,改移唐州(今河南唐河),死于贬所。
第二节王溥魏仁浦王溥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父王祚,后晋时掌三司盐铁案,后汉时任三司副使,后周时历任州刺史、团练使,宋初升州防御使,乾德二年(964)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王溥,后汉乾祐元年(948)举进士,入仕为秘书郎;同年八月,枢密使郭威奉诏西讨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三镇叛乱,辟王溥为从事。乾祐三年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为邺都留守,王溥任留守判官,已成为郭威心腹。郭威建立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王溥即改任枢密直学士。次年三月,王溥改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掌诏诰草拟之权,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病危之际,仍惦记着心腹王溥,有的记载:“太祖将大渐,促召学士草制,以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无恨矣。”①显德二年四月,后周世宗派兵攻取后蜀秦州、凤州时,“上谋取秦、凤,求可将者,(宰相)王溥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后周占领秦、凤地区后,“百官入贺,帝(世宗)举酒属王溥曰:边功之成,卿择帅之力也”②。显德六年六月,与首相范质同时兼参知枢密院事,共掌军政大权。世宗死,子柴宗训(恭帝)即位,王溥也是顾命大臣之一。但是,当赵匡胤势力日益强大准备夺取后周政权之时,“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并献奉宅园以取悦于赵匡胤①。当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军入侵,准备发动兵变时,身为次相且预知赵匡胤阴谋的王溥,实际上促成了首相范质仓卒命赵匡胤率军北上。所以,赵匡胤兵变返京后,当范质自责时,心里有鬼的王溥“口② 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③ 《宋史》卷249《范质传、传赞》。
④ 《宋史》卷249《范质传附范旻传》,参见《宋史》卷257《王仁赡传》。① 《东都事略》卷18《王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四月、九月。
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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