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① 《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15、16、17 的商税税额。
① 《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①;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1026),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②,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1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①。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116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1)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1087)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祐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111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111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 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①,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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