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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24(第6页/共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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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诸国割据者,江南(南唐)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两浙(吴越)、河东(北汉)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前、后蜀)、湖南(楚)、福建(闽)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福建如唐制”。“十国”所造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于境内流通,“湖南地多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①,地方性货币在某种境况下起到了促进商业的作用。

    ③ 《新五代史》卷14《皇后刘氏传》,卷63《前蜀世家·王衍》;《旧五代史》卷90《赵在礼传》。① 《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六月乙酉。

    ②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旧五代史》卷107《王章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乙未。

    ①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

    第二节宋代的商业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②,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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