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管理牧业生产。党项族有从事畜牧业的丰富经验,西夏境内的夏(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绥(今绥德)、银(今米脂西北)、盐(今宁夏盐池北)、宥(今陕西定边东)诸州③,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带,土地比较瘠贫,不利农耕,仍宜于畜牧。河西走廊地区有广阔的草原,“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甘、凉等州,则水草丰美,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①之称。
西夏牧业的畜类,主要有羊、马、驼、牛、驴、骡、猪、狗等。马匹在牧业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除用于军事和生产外,还作为大宗商品同周边进行贸易,又是对宋、辽、金的主要贡品。西夏境内所产的“党项马”在当时是驰名的良种马,宋朝对外战争所需马匹以“陕右诸州最盛”,多购自西夏。骆驼在西夏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用作高原和沙漠地区的运输工具,阿拉善和额济纳地区是主要养驼地区。羊、牛、猪、狗是西夏农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来源。西夏畜牧业有着较高的生产水平,在史书记载的西夏与宋朝的每次战争中,西夏损失的羊、牛、马、驼等各种畜类,动辄数以万计,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的生产程度。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反映在西夏时期编纂的辞书《文海》中②,对牲畜的分类与观察尤为细致;特别是对马、牛、羊品种的区分,对牲畜的管理、繁殖、饲养、疾病及治疗等,都有独特的方法与一套完善的经验。
③ 曾巩:《隆平集》卷20。
① 关于西夏的今地注为陈振所加,参据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附录二《西夏州名表》,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 年版)第六册(宋辽金时期)“西夏图”今地注有所不同。如夏州治所在地今地为白城子,《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 年版)“陕西省”图在陕西、内蒙古边境的陕西一侧,与《西夏史稿》同,而“西夏图”夏州今地标在内蒙古一侧等。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第七节金的农业和牧业农业金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倡不忘稼穑的艰难,所到之处屯种,轻徭薄赋以劝农,特别是金太宗在对宋战争已取得胜利之后,把奖励农桑作为恢复生产的主要政策。从太宗起经熙宗、海陵王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使北方农业逐渐走向恢复、发展和繁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①,“天下治平,四民安居”②,号称“小康”。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和进步。现已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的形制相似,远远超过辽末的水平,继承了北宋中叶以后的发展状况。其种类与北宋相比更为繁多和复杂,有铧、犁碗、趟头、牵引、锄、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文献记载还有耙、水碓等。犁由多种部件配合,铧有形制、大小不同的几种规格,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需要。犁的全部构造与元王祯《农书》所绘形式相同。在今黑龙江最北部爱辉、逊克出土的犁铧是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以适应开垦荒地的需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有銎和钹镰三种形式,还有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且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和矮棵作物的不同需要而制。
农业户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和对土地的开垦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末及金初,北方人口锐减,到金世宗大定初年方恢复到300 余万户,二十七年(1187)增至6789449 户,44705086 口。《金史》没有记载全国的垦田数字,有关于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大定二十三年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迭剌和唐古二部五糺总计垦田数是1690380 顷有奇。毕仲衍《中书备对》谓:北宋神宗时全国垦田为4606556 顷,减去东南九路田数则北方垦田为1662978 顷。金朝仅猛安谋克垦田就浮出北宋垦田307022 顷。当然猛安谋克分布区域要远远大于北宋在北方的管辖区域,但在世宗时原北宋地区的垦田也有增长当是事实。赵秉文在《滏水文集》卷11《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记载,当时的“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即可证明这个问题。
农田水利是金代农业发展的命脉,从熙宗时已开始恢复。世宗大定六年,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③。二十八年,卢庸为定平县(今甘肃宁县东南)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①。兴修水利也与当时推广水田种植有关,大定六年,李纶《创修泉池碑》记载,河内(今河南沁阳)郡西北大雄山南数里有唐帝古寺,“数泉出于祠下,南抵于沁,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①。曹(今山东菏泽)、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② 《金史》卷8《世宗纪·赞》。
③ 王去非:《平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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