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9(第2页/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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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残长24.2 米、残宽7.15 米，海船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状。底有龙骨，由两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长17.65 米。连接龙骨的艏柱用樟木制成，长约4.5 米。船板用柳杉制成，舷侧板为三重木板结构，总厚度为18 厘米。船板相接处大多采用榫合的方法，缝隙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铁钉钉合。船体用12 道隔板，隔成13 个互不渗水的船舱，最深的舱达1.98 米，最浅的为1.5 米。船上还有为了竖立前桅杆和中桅杆的底座，以及尾部为设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还出土有一些构件和附属工具如绞盘、船浆等。有人据出土木船进行复原研究，认为船的排水量为370 吨左右。船中所载的货物有湿重达2350 千克的香料木，还有航行人员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藤器等，并有宋代货币504枚。又有上系细绳的木签牌96 件，原来当系在货物上。泉州海船结构坚固、稳定性好，适宜远洋航行，是研究当时航海技术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①。

    1982 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于船体前、中部为建筑物所压，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后部的4 个舱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遗物①。这是一艘底部装有松木龙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单层松木，舱隔板用杂木，与上述后渚古船相比，船体造型、结构、工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发现了大片系有绳索的竹编，从其厚度和折叠状况看，当是竹帆的残存（而不是用于遮盖的竹篷）。文献中提到船帆时常将帆、席并举，法石宋船证明了这一点。竹帆的发现，补充了文献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外来宗教也十分活跃。广州、泉州、扬州等开放港口都遗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种文字的碑刻最为著名。泉州伊斯兰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顶石和石墓，以及礼拜寺内壁龛石刻等。墓碑发现较多，有两种形制，一是竖直的长方形碑，顶部多作双重弧曲的尖拱状，除碑文外多无雕饰。碑文多为阴刻的阿拉伯文，少数在碑阴刻有汉文。①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 年版。① 《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 卷第2 期，1983 年。另一种碑体作横长方形，上下缘刻纹饰带，碑体下有莲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长方形，下设须弥座式基座，其上依层内收，呈阶梯状，常多达5 层，最上一层为尖拱状顶，前端雕云月图案，顶下一层侧面为阴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顶石两种，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叙利亚文，并多在碑额处刻云朵或莲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两侧还雕有带翼天使。墓顶石多尖拱状，浮雕有莲花承托的十字架。

    现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属于建筑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上的浮雕图像，其中有不少题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传说①。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150 余年间，举行海舶祈风典礼的铭记，是海外贸易发达的明证。从石刻中的官职题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宋朝廷在这里设置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抽收关税，直接干预海外贸易。伊斯兰玻璃器这一时期的外来玻璃器，数量较多，主要是产于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

    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器的传统，到9 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品如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1020）、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②、朝阳北塔等辽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无为北宋塔基（1036）③、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1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们多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较典型的产品。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与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兰玻璃工艺东传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陈国公主墓出土的7 件伊斯兰玻璃制品，包括2 件带把杯、1 件刻花瓶、1 件乳钉纹瓶、l 件乳钉纹盘和2 件高颈瓶，其造型装饰常见于伊斯兰玻璃制品中。静志寺塔基、无为塔基、瑞安塔基及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10 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辽宁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这些玻璃器均属钠钙玻璃，质量较高。

    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一时期伊斯兰玻璃器输入中国大约有两条路线，静志寺塔基、独乐寺白塔、陈国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从陆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在辽地成批出土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繁荣。由于这些器物上可见到8 至11 世纪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玻璃器的特征，而且时代下限明确，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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