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鸾凤、鹿寿、狮球、蝶恋芍药、飞鹤彩云等动物纹,有印花人物花边。在敷彩的大叶子上,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还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出土时为灰绿、灰蓝、褐、桔红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贴金印花者,有的在贴金的纹廓内再敷彩而成贴金印花敷彩的纹饰。花纹上的金箔连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显出金光灿烂的装饰效果。印花丝织品采用了镂空版印花的四种工艺,即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和洒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艺,前者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后者则是将镂空花版上涂上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待色胶未干时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抖去多余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纹相比,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棉织品宋代的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
浙江兰溪南宋墓内除丝织的单衣夹衣外,还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①。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毯长2.51 米,宽1.15 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棉毯是独幅的,从而证明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
辽代丝织品近年来辽墓中出土有大量丝织品。辽宁法库叶茂台7 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和缂丝共六类90 多个品种规格。其中有现的辽、宋时期丝织品用金的标本多件,有片金缂丝、描金、捻金等数种。该墓出土的一件长约2 米的缂丝袷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是早期缂丝的典型标本。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一批织锦、绫、罗、刺绣中,有用“夹缬”和“蜡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这两批织物,一部分属于契丹人特有的服饰样式,可确认为辽地产品。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第6 号墓女尸面具下衬垫的丝绵、棉纸、中絮丝绵的粗罗、花色绢;网络内穿的丝绵长袍、短袄、短衫、裙、背心、手套等① 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7 期。②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 年第9 期。① 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 年第6 期。多层丝织品葬服,以及裹尸用的深褐色粗罗,是研究契丹丝织业的重要资料①。
西夏丝织品史籍记载西夏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的丝织品,自己也有织绢院织作丝绸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织物中,有素罗、纹罗,纤细轻柔,透明飘逸;工字绫、异向绫,工字套叠合榫,富有民族风格,是在传统的唐绫织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别致纬线显花法,其表面还残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可见原来应有斑斓绚丽的色彩;特别是茂花闪色锦,色调层次丰富,闪色效果好,又是我国首次出土,尤为珍贵②。
金代丝织品黑龙江阿城市金齐国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丝织品服饰和棺盖板上的团龙卷草纹织金丝织品,是金代服饰的重大发现。丝织物主要是男女服饰,分为绵、夹、单类共计30 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服饰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此外还采用印、绘、绣等技法,特别是绣法,针法灵巧多变,可分为辫绣、打籽绣、贴补绣、盘香绣、平针、接针、套针、钉线、铺线、圈金等10 余种。颜色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纹。袍、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为研究宋、金时期的缫丝技术、纺织技法、印染工艺、织机种类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漆器两宋时期小商品生产很发达,其中制漆业是发展较早的重要行业之一,当时的制漆作坊多设在城市,产品往往带有产地等商标铭记。考古发现的宋代漆器绝大部分在江南地区,它们主要是温州、四明、杭州(临安)、苏州、江宁、襄州等地制造的,其中温州漆器最负盛名。
江苏淮安北宋杨氏墓群中发现的75 件漆器,大部分为木胎,以黑漆为主,也有酱红色和外黑内红的,都属饮食用器,其中数件题有铭记,如“戊申温州孔三叔上牢”、“江宁府烧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吴□上牢”①。在无锡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发现带铭记的漆器②,都标明了制造者的姓氏或商铺的字号。武进南宋墓中出土的温州漆器最为精美,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戗金花卉人物奁、五马钟念二郎造戗金长方盒、丁字桥巷廨七叔造戗金细钩填漆长方盒,以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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