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24(第14页/共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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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多病，常与当时名医交往，逐渐对医学产生兴趣。后任职弘文馆，管理国家图书达二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努力攻读医药书籍，心得体会也日益增多。尤其是他深刻认识到以前中医学的重要缺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此外，他在认真攻读医药书籍的过程中，每每摘录要义却苦于其书不注明出处而很难确知时代与作者。因而，他立志要改变上述缺陷，于是更加勤奋刻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其间，他虽然被迫离开弘文馆，贬守房陵，但其整理医药学文献，促进医学发展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仍编撰医书，终于在天宝十一载（752）实现了心愿，将秘密枢要之方，编撰成书，命名为《外台秘要》。该书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门皆以《诸病源候论》、《内经》或张仲景学说之理论贯其首，并分卷别类收载各种病症治疗医方六千余首，有着明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其次，凡他所攻读的五、六十家之古方，或数千卷新撰，只要《外台秘要》引用者，皆一一注明出处。这是我国医学文献强调详注引文出处之始。因此，他被誉为我国古代整理医学文献的大师。由于王氏治学严谨，并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医学著作多已散佚不存，所以《外台秘要》成为现代医学家研究唐代以前医学和据以辑佚、校勘古医籍的重要参考书。

    第五节蔺道人与正骨医术蔺道人，已不知其名。九世纪中，唐统治者推行废止寺院以促进僧侣还俗从事耕织的政策，蔺道人也由长安流落江西，隐名埋术，过着半自耕的生活。后来由于帮他耕种的彭姓老人之子，因打柴多处骨折筋断，又求医不愈之际，他用埋没多年的正骨医术为病人治愈了折伤，并由此名闻乡里。此后，他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这位彭老人，并以《理伤续断方》相赠，不辞而别。彭老人称蔺道人为仙，故将所得之书名之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理伤续断方》是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书，内容比较丰富，并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反映出我国在九世纪前骨伤科理论和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总论”中所叙述的诊断治疗方法和步骤，强调运用麻醉、拔伸之牵引，收入骨、捺正之复位，夹缚之小夹板固定，外敷内服药物及早期之全身和局部活动等，已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实验研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

    第六节太医署和医学教育我国医学教育历来是以师带徒的传统进行的。六朝创始而隋唐继之兴办了医科学校教育，而且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唐太医署实际上是一座国家医科大学。其规模之大，学制之健全，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高，考核制度之严，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太医署属太常寺领导，除设太医署令、丞以及府、史、医监、医正等行政、教学管理人员外，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以及药园等五个系。在医科之下，又分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理疗科）等五个临床治疗学科。教师则根据不同水平分有博士、助教、医师、医工等职务，博士、助教负责授课，医师、医工则多承担临床治疗教学的辅佐工作。当时在校师生员工等达到近四百人之多。在学制以及考核晋升方面，其规定也是很严格的。例如：医科系之体疗是七年制，疮肿、少小是五年制，耳目口齿是三年制；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月考由博士负责，季考由太医署令主持，年终或毕业考试则由太常寺丞主考。品学皆优者可提前分配任职，若不及格者则要降级且不得超过两年，否则则予除名。

    在课程设置和分科重点教学方面，其制度也是比较严谨的。例如：各科学生均须学习的医学基础课《明堂》、《素问》、《针经》、《本草》、《脉经》等，要求“皆使精熟”。在共同学完基础课之后，则分专科重点教学，即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在分业教习上，各科均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和明确的培养方法和目标。如药园在京师有良田三百亩，栽培种植药材以适应联系实际进行各科学生教学和培养药园师之需要。“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石骨肉之类及有毒无毒、阴乾采造时月皆分别焉”，使学生能“辨药形，识药性”等。唐代除朝廷之国家医科大学外，地方也多办有医学校，其规模当然比朝廷要小，师生最多者二十人，并强调：“各于当界巡疗”，“掌州境巡疗”，“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从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衡量，此等地方医学教育更有进步意义。

    第七节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如上所述，中医学在隋唐时期已居于世界先进之列。但是，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医药学仍较落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交通的发展，中原与边远地区在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繁荣。例如，与西藏地区，随着汉藏关系的改善和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之结亲，中医学大量传入西藏，并有多种中医典籍先后被译为藏文。松赞干布等还命令藏医、中医、印度医、阿拉伯医等编撰藏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宇陀·元丹贡布等编撰的《四部医典》，约成书于公元八世纪。是书内容丰富，是藏医、汉医和印度医学等在西藏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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