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向陆■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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