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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21(第14页/共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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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首诗中，平民百姓之疾苦，达官贵人之骄奢，都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世之际，这是十分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自有诗人以来，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如此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此广泛地关切民间疾苦，在居易之前，不曾有过。
与白居易同时写作“新乐府”的诗人，还有元稹。在元、白两人影响之下，又涌现了一些后进作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云：“乐府..别创时事新题，杜甫始之，元、白继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陆之徒，相继有作，风流益盛。”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七爱诗》）日休生当唐末，朝廷政治更加腐败，平民百姓更加困苦，庶族文人也更无出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章碣诗）。诗人对于现实之不满，也更甚于居易在世之时。日休此时特爱居易的乐府诸诗，是不难理解的。
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影响也是不小的。其中最为世称者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居易自己对于《长恨歌》这样的作品也是颇自称道的。
《长恨歌》在居易作品中，属于“感伤”一类，但非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发端二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世之论者因而以为居易此诗开宗明义即在讽刺玄宗，寓有“女人祸国”之诫。其实不然。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未必尽得其实，但诗人对于玄宗处境之同情，却是相当深切的。
居易对于玄宗既如此同情，对于杨贵妃也无贬意。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是十分惋惜的：“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样的描述，亦沉痛之至。
当然，历来描写玄宗杨贵妃事迹而表同情者，在居易之前，已有先例。
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这样的情深之语，是与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完全一致的。
从杜甫到白居易，对于玄宗、杨贵妃的悲剧如此寄以深情，不是无缘无故，并非诗人“重色”而忽视了“倾国”，乃是诗人抛弃了“女人祸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居易此诗之同情杨妃，亦如此后欧阳修之同情昭君，“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妃亦是“玉颜”之“为身累”者。
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行”亦作“引”）。
此诗写于迁谪九江之时，其中自有迁客身世之悲，骚人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于倡女之寂寞生涯，亦感同身受，不胜浩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唐宋诗醇》卷二二云：“《琵琶引》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琵琶行》抒写的虽有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商妇身世之苦，尤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直令读者同声一哭。
在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但《琵琶歌》虽亦“谪官得闲”之作，而“其旨似嫌庸浅”；《泰娘歌》虽“以遗妾比逐臣”，与《琵琶行》亦有不同者（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
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云：“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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