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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21(第11页/共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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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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