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鉴真“独秀无伦,道俗归心”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扬州)人。
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他“总丱俊明,器度宏博”①。十四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二十二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弘景②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文纲、道岸、弘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已很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研究的是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①,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文纲、道岸、弘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13),二十六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开元二十一年(733),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②。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四十五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四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
六次东渡① 《宋高僧传》卷十四。
② 《宋高僧传》卷五作恒景。
① 《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中华书局1979 年版。该书附录将多种记录鉴真事迹的文字搜罗于一处。下引本传及附录文字,不另加注。
② 《宋高僧传》卷十四。
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①,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而且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②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回国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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