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14(第6页/共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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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①。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②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③。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蝟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① 《北齐书》卷六史论。

    ② ③《北齐书》卷八史论。

    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①。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②。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①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② 《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第三节令狐德棻一生荣华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①。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甚见亲密”②，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66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6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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