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①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贞观十七年(643),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三千匹。当时,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从了玄龄的意见,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①遂决定与其和亲。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②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十九年(6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军粮器械,军伍行留,由玄龄“悉裁总之”③。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倚重,特命他“得以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来到留台,声称有密告。玄龄问密告何人,那人回答说告房玄龄本人,他听说二话没讲,即命乘驿将告者递送太宗所在。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马上料到是诬告房玄龄,不由怒气冲天,命左右执长刀而后接见他,问密告何人,回答说是房玄龄。果然不出太宗所料,立即喝令腰斩,并玺书告谕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又再次重申:“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①由于房玄龄知人善任,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贞观①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 《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③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二十一年(647),太宗幸翠微宫时,曾擢任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这时房玄龄正留守京城。适遇一官吏从京师来翠微宫,太宗便问他房玄龄听说任李纬为尚书有何意见时,那人回答说:“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②太宗听后,即将李纬改授洛州刺史。
房玄龄事奉唐太宗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但缺乏像魏徵那样面折廷诤的骨鲠品质,遇到太宗处事失误之处,不敢极言谏诤。贞观五年,(631),相州人李好德因患有疯癫病,言涉妖妄。大理丞张蕴古上言,说好德患病,不当判罪,太宗将宥免他。但蕴古却将此事秘密地告诉他,还与他博戏。此事被人弹奏。唐太宗一怒之下,将蕴古斩首于东市。事后,太宗又非常后悔,即批评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③批评了房玄龄不能直言规谏,以致使其处事出现了失误。
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
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尊宠使他感激万分,这使得他对唐太宗一再扬言东征高丽一事的过失再也不能缄默不言了。他对诸子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拖着沉重的病体,上表劝谏。上表说:“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唐太宗看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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