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①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②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徹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徹非大胜则大败。”③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① 《贞观政要》卷七。
②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④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②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①。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②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③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④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①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
① 《贞观政要》卷二。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③ 《贞观政要》卷一。
④ 《贞观政要》卷十。
①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第四节统一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贞观初期,边疆上存在着两个威胁力量,一是北部的突厥,一是西部的吐谷浑,而突厥对唐的威胁尤为严重。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②,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③。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④,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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