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行动的规范,“幽闲令淑”是名门大家理想的小姐。这又是说武则天不符合士族门阀的标准。既然如此,武则天必然对传统的门第观念十分反感。
武则天执政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甚至不明确表态的于志宁都削官被贬,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杀。还有些做了宰相的士族,也有被贬被杀者。裴炎因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又劝武则天归政于子而被杀。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因遭人诬陷而被流放岭南。另外,还有韦巨源被贬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北),苏味道被贬集州(治所在今四川南江),陆元方被贬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总之,武则天在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严重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在打击士族势力的同时,武则天又通过科举考试、试官等各种途径提拔中下层人士充任各级官吏。甚至连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也做了朝散大夫、侍御史;被人视为“素无行”的王弘义也做了殿中侍御史。④更为甚者,凡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当时人称这种现象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怨脱校书郎。”这样“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实际上武则天有她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①。这就是说,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有利于她夺取政权,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和士族标榜门第,鄙视寒门的门阀观念格格不入。大量中下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必然削弱士族的势力。
当然,武则天并不是有意站在庶族人士的立场上,打击士族门阀,而是为了打击政敌而在无意中削弱了士族。武则天及其走卒也想抬高自己的门第,于是,他们就想修改贞观时期的《氏族志》。《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经孔志约、杨仁卿等修改的结果:“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②这就是《姓氏录》。尽管武则天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修《姓氏录》,但其结果使“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可加入士族,无形之中就使以往的士族门阀制度难以维持了。
玄宗用人也不重视出身。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欲以他为①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尚书。宰相张九龄反对道:“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玄宗怒形于色道:“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答曰:“臣岭海孤贱(张九龄是韶州曲江即今广东韶关人),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牛仙客是泾州鹑觚即今甘肃灵台人);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对此,李林甫也发表意见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③由此看来,玄宗、张九龄、李林甫等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都不赞成按门阀的标准用人。
从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看,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也有不少士族宰相,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宰相大多不是士族。例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都是玄宗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士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时候,从景龙元年(707)到开元二年(714),中宗又命柳冲、魏元忠、张锡、徐坚等人修改《氏族志》,最后,由柳冲、魏知古、陆象先、徐坚、刘子玄、吴兢等人撰成《姓族系录》(《唐会要》称《姓族录》,《新唐书》称《姓系录》)。为什么要修撰《姓族系录》呢?《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柳冲传》说:“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近百年间,虽然曾经有过高宗显庆年间的《姓氏录》,对《氏族志》有过修改,但由于中宗复辟后,为了表明他的正统地位,立即改周为唐,同时,“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①也就是所谓“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①政治形势的变化,修改《姓氏录》而为《姓族系录》也就十分必要了。
《姓族系录》是因为士族诸姓“至有兴替”而修撰,开元二年(714)成书的结果是“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藩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②。也就是说,在《姓族系录》中地位的高低不决定于原有的门第,甚至“夷藩酋长袭冠带者”也可占一席之地。这和玄宗的用人标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自唐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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