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1(第10页/共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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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第二节《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所著录的隋唐时人所撰述并流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人所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于其乙部诸书之中，甲丙两部诸书中亦有可考核隋唐史事的撰述，也一并加以论述。

    《教坊记》、《乐府杂录》和《羯鼓录》《艺文志·乐类》著录仍流传于今世的撰述，就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所论述的教坊，为唐代所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初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伎”。崔令钦此书就是记述开元时教坊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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