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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25(第10页/共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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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这种论述方法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由于钟嵘在论述历代诗人的继承关系上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也不曾周密地考虑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个方面的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异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风格流派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往往引起后世的訾议。

    钟嵘《诗品》虽然是反对齐梁淫靡诗风的产物,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诗风的某些弊病,却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偏见的拘囿。他一方面强调文质并重,但在多数场合下,还是更强调辞藻的华美。如评价太康作家,他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话比起刘勰针对同一时期而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的评语,就后退了一步。他对“玄言诗”的批评,说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也远不如刘勰所指斥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那样能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着眼。具体到对一些作家的评论,他过分强调辞藻的倾向就更为显著。如他把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渊明、鲍照之上,划分品级时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不仅不公允,也与他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风骨与词采并重的观点不符。此外,《诗品》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上、中、下的办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尽管《诗品》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影响。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无论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

    第二十一章崔浩、魏收第一节崔浩①锋芒初露崔浩(381—450 )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

    人。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诸子百家无不披阅,精研义理,时人望尘莫及。年十八、九岁入为直郎。天兴(398—403)中,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侍从于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当药性发作,便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宫省左右多因小过获罪,弄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令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夸赞讲得好,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故常常参与谋划军国大事,颇受宠信。

    神瑞二年(415),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搬出谶书上的话:“国家当治邺,大乐五十年”,劝明元帝迁都邺城。明元帝问崔浩,崔浩回答说:“迁都邺城,虽可救今年饥荒,但非长久之计。”他列举了不宜迁都的三大理由:一是鲜卑族人数少,迁都以后,族人散布于东部各州郡,会暴露自己的实力,被四方所轻视;二是不服水土,疫病死伤必多,百姓沮丧;三是迁都后,平城守兵减少,赫连勃勃、柔然会乘机举兵入侵,朝廷无法远救,云中、平城就十分危险了。他建议国家应克服暂时困难,待来年春草复生、有了乳酪,兼以菜果,就足以维持到秋天,若碰上好收成,事情就好办了。明元帝接受了建议,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浩妾一人,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明元帝准备起兵征讨河西胡刘虎,问计于群臣。

    崔浩分析说:“河西胡人数虽多,但无良将统率,终不能成为大患。”他提议派一名有威望的将领率兵前往镇摄,必能取胜。明元帝以相州刺史叔孙建为中领军,统兵进发,不出一月,大破河西胡,杀刘虎,斩首万余级,俘敌十余万。

    同年秋,东晋太尉刘裕率师北伐姚泓,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沿途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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