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延熙二十年(257),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
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在汉代,光禄大夫主顾问应对,无常事,是一种名义上地位很高,而实际上并无任何权力的荣誉官职。从此,谯周被排斥出参政的行列,“不与朝政”。因为他在学界极有声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见礼”,但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
极力倡言降魏景耀六年(263),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这年冬,他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
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
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这个说,吴蜀两国是联盟,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那个讲,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南下或许死而复生。争争吵吵,议论纷纷,举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谯周别树一帜,提出降魏的主张。他认为,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至于南下,也不是好办法。首先,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再说,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
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泰始六年(270),他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九岁。
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蜀国是不会灭亡的。
突出的学术成就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
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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