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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