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比得上您的强大,论德行无人比得上您的崇高。即使曹操有心扶衰拯弱,怎么能够接续已经灭绝了的天命呢?”袁术在建安二年(197)称帝淮南,但只过了两年半时间,搞得资实空虚、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慷慨”地表示愿把帝号让给袁绍。心有灵犀一点通,袁绍见信虽然不敢声张,心里却是求之不得的。他指使主簿耿苞为自己当皇帝寻找根据,耿苞私下对他说:“赤德已经衰败,袁氏是黄帝后裔,应该顺天意、从人心。”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按“五德相生”的“理论”,汉朝是所谓火德(即赤德),火德要由土德代替;黄帝就是土德,而袁家为黄帝的后代,所以袁氏取代汉朝是“天意”。袁绍故意向军府僚属公开了耿苞的这些鬼话,本指望大家同声拥戴,没想到僚属们都认为耿苞妖言惑众,混淆视听,应当杀头。袁绍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唯恐露出马脚,急忙令人杀了耿苞。
官渡败北建安四年(199)初,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了。袁绍称帝不成,便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把汉献帝从曹操手里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积极准备南下。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监军沮授说:“近年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百姓疲惫不堪,仓库没有积蓄,赋役也十分沉重,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在我们不如先派使者给朝廷送上平定公孙瓒的捷报,并抓紧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如果捷报不能上达天子,那么我们可以上表谴责曹操封锁我们与朝廷的联系,那时就能出师黎阳,经略河南。我们还应该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派遣精骑,几路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就可不劳而定。”但是,郭图、审配极力主张迅速出兵,他们说:“按照兵法,兵力超过敌人十倍以上者可以包围敌人,超过敌人五倍就可以进攻,而兵力相当,则可决战。现在有明公的英明勇武,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如果不乘机攻取,以后就难办了。”沮授又说:“救乱除暴,称为义兵;恃众凭强,称为骄兵。义兵所向无敌,骄兵必先灭亡。曹操奉迎天子在许都建立宫室,如今我们举兵南向,是违背道义的。况且最重要的在于正确决策,而不在力量强弱。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不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如果我们不采取稳妥的办法,相反兴起无名之师,未免太使人担心了。”郭图、审配针锋相对地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尚且不能说不义,何况征讨曹操,怎么说师出无名!明公将士精勇,人人争先,此时不能早定大业,是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国之所以称霸,吴国之所以灭亡的缘故。监军的意见乃只求稳妥,不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呀!”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说:“沮授监统内外兵众,威震三军,倘若他的势力逐渐加强,怎么控制得了!臣下服从主人才能昌盛,主上服从臣下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在《三略》中所告诫的。统兵在外的将领,不宜让他参知内政。”因此,袁绍把沮授统领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
九月,曹操分兵把守官渡,准备抗击袁军。袁绍企图联合张绣和刘表对曹操进行夹击。他派使者到穰城联络张绣,还特意给张绣的谋士贾诩捎信结好。张绣打算应允,还没有说话,贾诩在一旁先开口了,他说:“请你回去转告袁本初,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容得了天下的国士呢?”使者怏怏而回。不久,张绣率众投降曹操。袁绍又派人到刘表处求援,刘表假惺惺答应了,实际上按兵不动,对袁曹之争斗只打算作壁上观。张、刘的态度使袁绍迟迟没有动手。
建安五年(200)元月,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策应袁绍。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此时,田丰对袁绍说:“曹操东击刘备,一时不容易罢兵,明公如能举兵袭击他的后方,一定可以一往而胜。”但袁绍却说孩子有病,田丰气冲冲地退了出来,边走边用拐杖狠狠敲着地面,说:“完了,没有希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因为孩子有病就丢掉,可惜啊!”袁绍听说以后,恼羞成怒,从此疏远田丰。
待曹操击败刘备,还军官渡之后,袁绍才匆促决定出兵,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再次进谏说:“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现在许下不再是空虚的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兵众虽少,也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不如作持久之计。将军据有山河之固,拥有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选拔精锐,分为奇兵,速速打击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他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这样,我方还没疲劳,敌方已经困乏,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战胜它。如今放弃必胜的策略,以一战决定成败,倘若不能如愿,悔之晚矣!”袁绍不仅不听田丰的劝告,而且积前后之怨,加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田丰拘押起来。
二月,袁绍发布讨伐曹操檄文,指控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