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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11(第2页/共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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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士族:如徐勉,被梁武帝目为“寒士”;朱异,自称“寒士”:范云“起家(宋武陵王赞)邱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俱见《南史》本传。如起家法曹行参军,还有可能是一般高门,起家州西曹书佐(即西曹或西曹从事,亦即汉代功曹书佐,见《宋书·百官志下》,梁在改制后的一班),原来只能是低级士族。梁代这些人都升至五品以上高位,如范云,尚书右仆射,三品;徐勉,尚书仆射,十五班,右光禄大夫,十六班;朱异,中领军,十四班。而且门阀也改变了。《南史·张缵传》:出身范阳张氏,“本寒门(低级士族)”,弟张绾曾被人目为“寒士”(《周书·刘璠传》)。可是因父张弘策助梁武帝夺天下有功,三子包括缵均起家秘书郎(乃著名高门起家官),缵、绾均位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门阀未升二品,是不可能得此任命的。《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太清二年条:梁武末年,欲利用侯景,景“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配奴!’”侯景生气的是未能与第一流高门王、谢联姻,并不意味朱、张门阀低;相反,从梁武对侯景征求一直给予满足推测,朱、张肯定门阀也比较高,只不过稍逊王、谢而已。“朱、张”,胡三省注:“谓朱异、张绾之族也”。这不但再次印证范阳张氏门阀升得相当高,而且也表明朱异自称“寒士”,是就过去的门阀而言,或就与原高门交往中仍被目为寒士而言(此即朱异所谓“诸贵皆恃枯骨见轻”,见《南史》本传),其实在户籍记注上,在吏部铨选文书上,他已和范阳张氏一样,升为相当高的门阀了。①总之,梁武帝改制,乃是东晋末至宋、齐间士族队伍变化在官制上的反② 《晋书·舆服志》:规定车制,也只有六百石以上官吏制度。又《晋书·礼志》中、下篇两见以官品六品以上为界线,但都只涉及局部问题(一为晋成帝杜皇后死,选六品子弟为挽郎;一为晋孝武帝于太学行释奠礼毕,会六品以上官吏),和汉代以来一般的大夫上通之制并不矛盾。③ 《南史·王僧孺传》:梁武帝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僧孺曾“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或即反映官制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当然,梁武帝的改革也可解释为进一步扩大高级士族特权,将官品六、七品的推选也从低级士族手中夺走,完全转归高级士族。可是这和东晋以来士族的整个发展趋势(高级士族没落,低级士族逐渐取而代之)不合,是不可能的。观梁武帝全部政策自明。如他即位前就上书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为“后门”即低级士族鸣不平,即一例。①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中华学术论文集》。有关问题考证、分析极详。映。它表明,宋、齐门阀制度虽仍处鼎盛时期,高级士族仍占据高官要职,享有种种特权,但已极大程度上要受皇权支配和限制,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个层次的士族升降、兴衰已大不相同。梁武帝官制改革,便是宋、齐这些变化的一个总结。

    附带一说,前言宋、齐多以“寒人掌机要”,为什么梁武帝改革着重照顾、优待的却是原来的“寒士”呢?

    原因有二:第一,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限制,从东晋末至宋、齐,只有原来的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统治经验显出长足的进步,逐渐在顶替原来的高级士族,充当支撑封建大厦顶梁柱的角色。与低级士族有所不同,役门、寒人虽得到皇帝出于种种动机的信用而“势倾天下”,但多半仅长于吏事和武职,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尚未跟上,还缺乏从封建统治的整体、长远利益着眼,考虑和处理政务之水平,因而一旦得宠,虽能带来短期效益,往往因贪污纳贿,胡作非为,最后反而导致皇朝或君主的覆败。沈约在《宋书·恩倖传序》中便说:“民忘宋德,虽非一涂,宝祚夙倾,实由于此(指信用恩幸)”。这就是说,从整个社会发展趋势言,役门、寒人的德、才虽有进步,但与士族特别高级士族平起平坐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新起的梁武帝君臣不可能重视他们。

    第二,宋、齐两代,特别宋代的君主和皇族虽然原为低级士族,可都是以长于吏事、武职和权术,乘前朝末年种种矛盾尖锐,统治昏乱之机,夺取政权的。本身气质则与寒人比较接近。所以为了巩固统治,君主一方面固然不得不拉拢、拔擢某些有才干而又愿意为自己效忠的高级士族,和文化素质、儒学修养好的低级士族,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出于种种特殊目的(如解决与皇族、大臣之间矛盾等),需找亲信密谋、商议时,气质相近而又极力謟附、迎合自己的寒人,便入选了。梁武帝的气质则不同。尽管过江的兰陵萧氏各支本低级士族,多以武功显,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已有了很大提高,梁武帝萧衍之学术与文才更为突出,所以他虽仍重吏事,但在他面前,寒人多半任奔走之劳,参与内省政事谋议的均范云、徐勉、周■、朱异一类兼长吏事的士大夫。君臣在一起有时还讨论经学、礼学、文学、佛学等,甚至吟诗作文,仅长于吏事的寒人很难与他气味相投。《南史·朱异传》:本小官,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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