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支持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首,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发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晋书·长沙王乂传》)。及二王来攻,乂率兵应战。战久,粮乏,洛阳城中大饥,将士虽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愿为乂效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乂围洛阳日亟,洛阳城中“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
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306 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 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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