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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2(第15页/共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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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墓:另一种是长辈居中或居前,晚辈依次葬其两侧或晚辈居后方依辈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虽然这三种排葬方式,并不都是十分严格的,个别较晚辈的放在长辈之间也偶有发现。但聚族而葬,按辈排列,他族不得混入,这是不能改变的。

    此外,扬州、苏州、常州、无锡以及浙江的金华、衢县,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发现不少六朝墓。墓制与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从西晋开始,以青瓷器随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已发现的纪年墓有吴黄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晋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齐永明三年(485)等①。这批纪①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 年6 期。②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 年6 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2、4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 年10 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11 期。

    ③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 年4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 年2 期。

    ① 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12 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4 期;程欣人:《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考古》1965 年10 期: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 年3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②。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浏阳姚家园西晋太康八年(287)墓③,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61)墓,烂泥冲东晋宁康三年(375)墓,齐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识字岭齐永元元年(499)墓①。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②。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 号、6 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100 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 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 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③。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 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 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福建两广地区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 年4 期。② 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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